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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落后就得挨打,中国曾经的龙头企业,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上回我们讲到锦纶堂面临新兴丝织技术的冲击,这种让老字号无以为继的新兴丝织技术究竟是什么呢?

蒸汽织机。

技术落后就得挨打,中国曾经的龙头企业,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蒸汽时代的到来,让许多传统的手工业难以继续维持下去。蒸汽织机相比于传统丝织技术,显然效率更高,织出来的商品质量也更好。但当时大量机械机织企业的崛起,导致市面上的原材料被抢购一空,手工织工根本没有生存余地。

面对这种碰撞,锦纶堂旗下的手工业者非但没有反思,反倒将这一切都归咎于蒸汽机本身。一时间,岭南地区对蒸汽机的诋毁和污蔑之词扶摇直上。

有心人编造了蒸汽机的“四大罪状”:

第一,华夏子孙不该运用洋人的奇技淫巧,使用这种东西就是叛国;

第二,蒸汽机存在大量的安全隐患,威胁了工人的生命安全;

第三,新式机械工厂男女同时做工,违背道德伦常;

第四,机械工厂的烟筒破坏了当地的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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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说辞放到现在来看,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但在当时却蛊惑了很多老百姓,这是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老百姓对蒸汽技术的了解有限,况且此时的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已根深蒂固。蒸汽机是舶来品,连乾隆都曾视西方世界的产物为奇技淫巧,更何况是眼界见识不如皇帝的老百姓呢?

不论它能提高多少效率,这些都是洋鬼子的玩意,华夏子孙应该离这些东西越远越好。这种思想,颇具“产业报国”的意味,将手工业与蒸汽行业严格区分开来,并上升到民族和国家的高度上。在当时,如果有人从事机械生产,那就会被人视作洋人的走狗。

至于蒸汽机伤人这件事,的确时有发生。毕竟,中国是较晚进入到蒸汽革命的国家之一,在操作和维护方面难免会捉襟见肘,工人因操作不当受伤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蒸汽机虽然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但这些隐患完全在可控的范围内。若将这些安全隐患,说成蒸汽机“吃人”的例证,让国人都对蒸汽机械心存忌惮,那就有些夸张了。

至于对男女共同做工这方面的偏见,足见传统观念是很难被改变的。当时的机械丝织厂里,每家都招纳了一百多名女工,但却仅招募了一百多名男工。男女混搭,这种情况在外国的机械工厂中不算稀罕事,偏偏在腐儒看来这就是了不得的僭越之举。

岭南人比较重视风水,所以在建厂、盖房方面的讲究也比较多。以前的蒸汽机不大注重噪声污染和废气污染,所以蒸汽工厂里传出来的机械轰鸣声就像是鬼哭狼嚎一样,方圆几里外都能听得见。高高的烟筒,时常冒出滚滚浓烟,破坏了大好蓝天。所以,岭南的风水先生,往往会将其视作不祥的征兆。一旦住在蒸汽工厂周围的某个老百姓家里遇到了倒霉事,便会归咎于蒸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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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三人成虎”,一个人说蒸汽机有危害,没人相信他。三个人说蒸汽机不祥,便会有第四个人相信。蒸汽机逐渐被妖魔化,关于蒸汽机的种种弊病一传十十传百,岭南的老百姓都觉得这玩意就是洋鬼子送来的祸害。

平心而论,直至惨案事发,蒸汽机来到岭南不过十年的时间。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沅从越南返回中国,在家乡简村创业。陈启沅在外漂泊多年,积累下大概七千两银子的原始资本。靠着这笔钱,陈启沅开办了当地第一批机械丝织厂,名曰“继昌隆”。

陈启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对于丝织厂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他的心里也没有多少底气。陈启沅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这家私营企业,竟摘走了近代工业史中的两大桂冠,一是内地首家华侨企业;二是我国首家机械丝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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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陈启沅没有在更繁华的都市或交通更便利的地方开设工厂呢?选择简村这个偏僻的地方有何特殊原因?

原因有二:

一是陈启沅的手里只有七千两银子,对于开厂而言有点捉襟见肘,采买了设备,雇佣了工人后,这笔钱就花得差不多了。如果将工厂开设在广州、佛山这些地方,七千两的启动资金是远远不够的。

二是陈启沅可以借助简村的宗族力量。在当时,农村尚未开化,处于宗族自治的环境下,朝廷的政令很难直接传达到这里,当地的丝织行会也没法将触手伸进简村。在这里办厂,能够让陈启沅有效避过一些麻烦。

陈启沅的眼光还是颇为长远的,他所开办的工厂相当成功,不论是生产能力还是产品附加值都充分地展现出来。南海知县对继昌隆的评价非常高,认为这家蒸汽工厂“每一个女工可抵十余人之工作”。在机械的助力下,一名劳动力能够发挥出十名劳动力的产能,这是何等的效率?由此可见,机械工厂的出现,严重影响到了手工业的生存,几乎将手工业逼入绝境。

1881年左右,继昌隆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工厂里的工人也已超过九百人。按照“可抵十余人之工作”的比例进行计算,仅这一家工厂就已让九千名手工工人失去了生计来源。传统工艺的落寞原因,工业蓬勃发展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其本身的质量和包装问题。对于这一点,旧社会的商人本就不太重视。仅靠招牌和字号,是没有办法让质量不佳的商品畅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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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九世纪开始,中国的丝织品质量便越来越差了。

1873年5月,《北华捷报》刊登了一篇批评文章,外国作者指出:“中国人必须意识到中国生丝在欧洲的真正地位并且尽一切力量加以改进,除非在这两方面采取改进措施,他们的生丝就必须从我们的消费中排除出去。”

此时的中国传统丝织业,已经面临空前的危机。陈启沅的横空出世,刚好平息了外界的不满。因为陈启沅工厂生产出来的生丝质量过硬,所以海外丝绸商人立即将其视作主要生意伙伴。从传统丝织业中“抢夺”而来的利润,让陈启沅十分得意。

在《桑蚕谱》中,陈启沅如是说道:“成本则如是也,用茧则如是也,沽出之价,竟多三分之一。”陈启沅的成功,给予不少青年商人启迪。继昌隆开厂仅三年过后,南海、顺德地区就出现了许多新兴的机械丝织厂。

根据1880年的海关报告来看,当时的广东省已经有一百多家机械丝织厂,总共有设备两千四百台。市场利益就像一块大蛋糕,有人吃得多了,自然就有人要挨饿。手工业主、手工工人失去了生计,他们不得不集结乡绅与流氓,甚至是那些仇富的普通老百姓。

盛怒的刁民策划了10月5日的一场械斗,他们打算通过这种最原始的方式将机械工厂赶出岭南。于是乎,前篇文章中出现的血腥冲突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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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丝揭晓谕机工示》公布之后,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激化,南海地区的机械丝织厂不得不停工。对于这种情况,许多企业主慌了手脚。但是,在开办丝织厂之前,陈启沅就已经在越南的商界摸爬滚打多年,见多识广的他不愿错过时代的浪潮,于是便将厂子迁到澳门,继续乘风破浪。

继昌隆将厂址迁到澳门,究竟便宜了谁?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北华捷报》刊登的一篇英文报道中,作者简单明了地说道:“满大人的愚蠢和偏见便宜了我们,我们希望中国资本家会看到这个殖民地为工业投资提供的便利。”

直到三年以后,震惊南海县的械斗风波终于息事宁人,陈启沅将厂址从澳门迁回到故乡。既然“继昌隆”这块招牌曾为企业带来祸端,陈启沅干脆将厂名改为“世昌纶”,意思便是世代昌盛。从这以后,再没出现过传统手工业者来厂闹事的情况。

因为,就在陈启沅在澳门发展的这几年里,手工作坊已慢慢退出了市场。曾一度兴盛的锦纶堂终究成为落寞的历史,无法顺应时代变革的手工业主遭到淘汰,纷纷转行。

故事至此结束,但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未停止。

技术落后就得挨打,中国曾经的龙头企业,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其实,类似的故事,在其他行业中亦有出现。

在社会与新工业革命发生碰撞时,火柴这个行业也在悄然变化着。我们知道,中国的火柴历史悠久,但业内比较团结,并未出现文章中锦纶堂与新兴机械丝织厂一样的冲突,反而一致对外,于上世纪击败了外资火柴工厂,让“中国火柴”走向世界。可当技术发生革新时,传统的火柴工艺遭遇了无法度过的难关。随着打火机的横空出世,火柴终究成为被淘汰的文物。

时代就是这样,一些新兴事物被发明出来,自有一些旧事物被淘汰。我们要做的是继续向前,而不是像锦纶堂一样,拒绝新生事物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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