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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将军助毛主席定国名国旗,临终前对主席说了一句忧心忡忡的话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关于确定国旗图案时,和平将军张治中的意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经在全国广泛征求国旗国徽的图案,收到应征国旗图案2992幅。8月16日,对挑选的国旗图案进行陈列。评选委员们看好三幅图案,都是红底黄色,交由毛泽东与各界人士最后选定。第一幅图案是上面一颗金色大星,旗下三分之一处是黄色的横杠;第二幅和第三幅左上方都是金色大星,在旗下方有两条或三条横杠。设计理念为:这三条横杠分别代表黄河,黄河和长江,黄河、长江和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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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对这三幅国旗图案都不满意,在讨论国旗的座谈会之前,他来到毛泽东住处,闲谈几句后,他问毛泽东对国旗图案的意见。毛泽东说他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那种,反问张治中的意见。张治中直言:“我反对。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是一根棍了,像孙猴了金箍棒。”毛泽东说:“你说的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不少人主张采用这幅,也举出不少理由。这样吧,我还要找些人座谈一下,你也来。”

过了两天,毛主席约请文化界画家、艺术家四五十人,用张治中自己的话说,只有他是“丘八”。毛主席介绍了存在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后,说:“我知道反对这黄河的,在大会里只占1/4至1/3;以3/4或者2/3的赞成人数,通过是没有问题,但这样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幅让全场一致通过才好,大家想想吧。”

毛泽东把上海曾联松设计的第36号图案给大家看,问:这个怎么样?张治中眼前一亮,首先表态赞成这个,多数人也表态说好。有人提出异议:“这四颗小星说是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就没有后面这两个阶级,国旗不是还要改吗?”毛主席思维敏捷当即回答说:“把说明改一下好不好?不说四个小星代表四个阶级,而是说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大家无不对毛泽东的高屋建瓴的解释报以热烈掌声。

大会对曾联松设计的图案作了修改,删去了大五角星中的镰刀斧头图案,更显得明了简洁。这一图案被大会秘书处编号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第32号”。

起义将军助毛主席定国名国旗,临终前对主席说了一句忧心忡忡的话

1949年9月27日,周恩来主持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色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这天,怀仁堂的主席台上悬挂了夺人眼球的大幅五星红旗。

张治中在帮助毛泽东选定国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张治中,真不敢想象中国的国旗会是什么样的。张治中还在国名等方面助毛泽东下定决心,弥补重大缺项,以一颗赤诚火热之心对新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9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张治中等各界名士座谈讨论国家名号问题。毛泽东说,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号。张治中勇于担当,他发表了不同声音。他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猛然恍悟,认定这个张治中的说法,最后经众人反复讨论,决定了这个国名,沿用至今。

1954年9月,全国人大会议,张治中得知毛泽东在开幕前不准备讲话,就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他讲话,但毛泽东不为所动。张治中就直接去找毛泽东:“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毛泽东还是摆了摆手。但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却想通了进行了讲话,其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概括,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指导思想。会间休息时,毛泽东笑着对张治中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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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还在会议期间提出一份书面建议,建议每个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毛泽东看到后并主张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又加上全国政协委员。这项提议已经形成了一项传统制度。

参加讨论宪法草案时,张治中认为草案总纲第四条应删除“台湾地区除外”的字样。因为台湾问题是暂时的,而宪法是永久的,不能在宪法上面这样标明。毛泽东由衷赞成。

张治中青年时代受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影响参军,他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是国民党重要高官、陆军二级上将,曾任湖南、新疆两省主席,担任过蒋介石的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与蒋介石私人关系密切。

“一·二八”淞沪抗战,张治中任第五军军长,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抱定以身许国决心。抗战期间,他坚持抗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张治中从未参加过反共内战,是一位从来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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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他作为首席代表率国民政府代表团赴北京与中共谈判。当和平谈判无果后,张治中要和代表团回去复命。周恩来急忙找到张治中,希望他和代表团都能够留在北平。周恩来诚恳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张治中被深深地打动,于是决定留在北平。周恩来精心筹划把张治中的家属接到了北平,当他在机场出乎意料地见到自己的家人时,张治中欣喜万分,激动地对周恩来说:“你真会留客啊!”

6月,张治中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9月,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包尔汉主席,促成新疆和平解放,被誉为“和平将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授一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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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16日,在进行解放台湾军事准备时,毛泽东让张治中写信劝降蒋介石,遗憾的是,这封重要信件直到7月19日才辗转到台湾何应钦手中。为时太晚,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拒绝和谈。如果四五月送达,没人知道历史又会是怎样走向。

1958年5月,反右派斗争接近尾声,张治中写了一份《自我检查书》,总结了建国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功过、得失、是非,送毛泽东审阅,并附去1949年冬所写《六十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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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文化革命期间,他不顾自己被抄家,听说彭德怀被打倒,写了1万多字的信给毛泽东,说“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的严,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非常艰苦朴素,他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然而,张治中写的信被周总理压了下来。总理派人转告他,“你写的信主席收到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办。”“周总理实质上是保护了我父亲。”张治中儿子张一纯回忆说。

1967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张治中坐在轮椅上见到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我党内的好多老朋友,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您老人家怎么办呢?”原本是坐着的毛泽东站了起来,说,“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张治中从轮椅中勉强站了起来,欲言又止。

在这场大革命中,和平将军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张一纯说,“他主要是对‘大革命’不理解。他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病,只是长期心里不愉快,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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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0月17日,张治中在病重期间道出心声:“我的病体是不行了,人生七十就算古稀,我已年近八十,自无遗憾。不过,在政治上还想说两件事:首先,我再不能为解放台湾而尽力了。解放后十七八年来,我所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也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好些工作,付出了许多心血,始终未成,问心无愧。其次,从1924年我参加大革命开始,就一贯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解放以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已经超越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在这方面,我也是毫无遗憾的。”

1969年4月6日,79岁的张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张治中生病期间,毛泽东派人送来了东北最好的人参。周恩来评价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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