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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军区大院来了一位老汉,哨兵将其打发走,司令得知却亲自去请

1971年6月,济南军区大院门外来了一位老汉,这位老汉一身破旧打扮,到了大院门口便对着站岗的哨兵说道:“我找你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

哨兵看着这位衣衫褴褛的老汉,并没有在意只是说道:“杨得志司令员不在家。”

老汉不甘心又问道:“那杨司令员什么时候回来?”

哨兵摇了摇头说道:“军事秘密,无可奉告。”

老汉也没有追问就蹲在军区大院的门口一直看出入军区大院的车辆,哨兵不知道这老汉要做什么,连忙制止道:“不准这样看,车上坐的都是军区首长,你要做什么?”

接下来的对话中,哨兵看着这位老汉比较真诚,不太像撒谎,便将其打发进了招待所去等杨得志司令员回来,可谁知杨得志司令员得知这件事情后,却亲自去请这位老汉到自己家中作客,还请这位老汉吃了一顿饭并给了200块钱。

那么,这位老汉到底是什么身份?他和开国上将杨得志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济南军区大院来了一位老汉,哨兵将其打发走,司令得知却亲自去请

农村老汉照片(非侯礼祥)

经乞丐介绍走上革命道路

这位老汉名叫李祥,原名侯礼祥,出生于1912年的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熊河镇侯垱村,虽家境贫苦,但仍被家人送去读了4年私塾。

1927年,15岁的侯礼祥孤身一人前往荆州谋生,想要通过自己认字、上过私塾的优势条件,在荆州谋一份体面的差事,但是由于当时的他身体弱、个头也不高,并没有人愿意雇佣他。

在荆州大街上游荡的侯礼祥,遇到了一个乞丐,这乞丐人高马大膀大腰圆,并不像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样子,他拍了拍侯礼祥的肩膀说道:“你叫什么名字?”

“礼祥,你呢?”侯礼祥不知道这个乞丐为什么叫住他,但他见乞丐并没有什么恶意,就将自己的名字告诉了这个乞丐,乞丐点了点头说道:“李祥(乞丐误以为侯礼祥姓李),好名字,我叫梁子,你就叫我梁哥。”

其实如果侯礼祥当时将自己的全名告诉这位所谓的梁哥,那他的后半生也不会有那么多悲惨的遭遇了,但是这时的侯礼祥并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

梁子给了饿得东倒西歪的侯礼祥几块铜板,让他去买点吃的,侯礼祥虽然并不想拿乞丐的钱,但肚子饿的“咕咕”响的侯礼祥也只能接过这几枚救命钱。

吃过东西的侯礼祥再次找到了梁子,表示自己对梁子十分感激,梁子和侯礼祥交谈了一会儿,问他愿不愿意跟他去武汉找工作,侯礼祥当然愿意,当晚便跟梁子从沙市洋船码头出发到了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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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武汉街头

梁子将侯礼祥介绍到一家招待所工作,工资虽然不高,但好在管吃管住,从那之后侯礼祥再也没有见到过梁子。

这家招待所其实是我党的地下党同志开的,在身边人的影响下侯礼祥也逐渐产生了革命思想,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那时候开始,侯礼祥白天工作,晚上补习文化,文化水平提高的很快。

1928年5月,侯礼祥被组织上派往江西参加地方的革命工作,由于侯礼祥已经习惯了被叫做李祥,因此他在登记时,干脆也用了李祥这个名字,因为被叫做李祥会让他有亲切感,他的乡亲们就是这样叫他的。

1929年春节前夕,红三军团扩编,侯礼祥也在地方干部的推荐下,进入了红三军团第5师14团2营5连当兵。

同年三月,侯礼祥在连长彭绍辉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了我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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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绍辉将军

侯礼祥在红三军团期间,参加了所有红三军团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战斗以及历次反“围剿”作战。

红一军团的开路先锋

1934年,由于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进行转移进行长征,红一军团重新组建,侯礼祥也因作战勇敢且思想觉悟高,被调任至红一军团红一师一团一营一连担任连长。

而当时一团的团长正是杨得志,我们都知道红一师一团是红一军团的开路先锋,侯礼祥在作战中的表现得到了杨得志的认可,很快就被提拔成了营长。

杨得志与侯礼祥的关系很好,侯礼祥也十分尊重杨得志,长征期间一直追随杨得志为红军开路,强渡大渡河时,侯礼祥也参与了渡河作战任务,当时他就跟在杨得志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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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强渡大渡河》

侯礼祥在接到任务时,明白任务的重要性,他知道先头部队就是大刀的刀尖,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大部队到来之前铺平道路。

也正是因此,侯礼祥才有机会参加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踏过草地,以及攻打娄山关、腊子口等铭记于青史的战斗。

作为红军开路先锋中的一员,侯礼祥在长征中就与周恩来认识了,那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侯礼祥当时已经是红一团的营长了。周恩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因为当时他留了大胡子,所以也被称为“大胡子”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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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时期留着大胡子的周恩来

有一次“大胡子”主席到了红一团的前沿阵地视察,事先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侯礼祥是知道这位“大胡子”主席的,所以看到他时立即敬礼,周恩来点了点头,问了侯礼祥的名字和阵地情况。

已经习惯被叫做李祥的侯礼祥,便称自己叫李祥,并且如实汇报了阵地的情况,周恩来了解了阵地的情况之后,对侯礼祥的工作十分认可,也记住了“李祥”这个名字。

侯礼祥后来在攻打四川的小河负伤时,周恩来还曾去看望过他,其实这也不是侯礼祥第一次负伤,但却是最重的一次,他的颈部被子弹击穿,再偏一点就牺牲了。

另外一次比较重的负伤,就是在攻打陕西甘泉时,侯礼祥的右大腿骨,几乎被子弹击碎,吴起会师之后才得以转入瓦窑堡后方医院进行治疗。

伤愈后的侯礼祥被提拔为红一师第13团团长,此时的杨得志已经被调任至红二师担任师长,侯礼祥的新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赓,政委则是杨勇。

苦中作乐的侯礼祥

侯礼祥不止与周恩来有过接触,也曾跟邓小平和许世友开过玩笑,也因此被二人所铭记。

1935年6月,前敌司令部兼第一军团宣传部部长邓小平,来到红一团驻地写宣传标语,侯礼祥便帮邓小平和石灰浆、提石灰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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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时期的邓小平)

邓小平得知侯礼祥会写字后,便让他帮忙写标语,邓小平见侯礼祥字写的不错,便夸奖他道:“你的字写得不错嘛。”

侯礼祥则幽默地回应道:“我是白字大王,光写白字。”(白字在当时有另一层意思,就是错别字的意思)

邓小平则认真地看了一遍侯礼祥写的字,并没有发现错别字,便说道:“很好,没有错,不是白字。”

侯礼祥则是说道:“邓部长,这石灰浆写出来的字都是白字,包括你写的字在内。”

邓小平当即笑了出来,说道:“你这个人呢,真会说笑话,你叫什么名字?”

侯礼祥仍是回答道:“我是李祥。”

正是因为侯礼祥苦中作乐跟邓小平开的这个玩笑,也让邓小平记住了这个有趣的人。

1937年冬,侯礼祥被调到延安中央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那是他在参军之后最轻松、最愉快的时光,他的文化水平在军政大学中提高的很快,也接触到了许多的新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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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将军

侯礼祥记忆最深刻的是和许世友开玩笑,有一次吃饭时,侯礼祥打完饭后,握着饭勺不给身后的许世友,许世友竖着自己又黑又硬的眉毛看着侯礼祥,侯礼祥也不甘示弱的看着许世友。

许世友当时在整个抗日军政大学中都很出名,他见侯礼祥不怕他也是一时兴起,直接将侯礼祥的帽子扔到了一边,侯礼祥连忙去捡帽子,许世友拿过饭勺给自己打了饭,身边的战友都笑得十分开心。

许世友对这个有趣的家伙十分感兴趣,于是在第二天吃饭的时候,又故意握着饭勺不让侯礼祥打饭,侯礼祥便学许世友之前的做法,将许世友的帽子丢到了一边。

许世友却趁此机会将饭勺给了另一位同学,侯礼祥这次可傻了眼,周围的战友们看看许世友的大光头,再看看手足无措的侯礼祥,笑得比昨天还开心。

因伤回原籍开展地下工作证件被偷

1938年,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的侯礼祥,被任命为中央警备团副团长,负责保卫中央首长的工作,在此期间侯礼祥得以整日看见毛泽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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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时期的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在闲暇时还喜欢与他们聊天,善于开玩笑和苦中作乐,并且经常能逗得众人笑得合不拢嘴的侯礼祥,也因此被毛泽东主席所记住,建国之后还关心侯礼祥的情况,那时的侯礼祥却已了无音讯数年。

这是因为在1939年初,侯礼祥在作战时不幸受了重伤,经过治疗后仍需要长时间的休养,于是在侯礼祥个人的要求和组织上的安排下,侯礼祥在1939年年底被转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准备返乡事宜。

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下,侯礼祥被介绍到了湖北省地下党组织开展地下工作,省委又将侯礼祥分配到了江陵中心县委进行工作。

但是由于侯礼祥初来乍到,县委的同志对他并不是很放心,而且当时也并没有工作需要侯礼祥干,因此侯礼祥回到江陵县后,只得先暂时借住在堂叔家中。

在堂叔的介绍下,侯礼祥和一位名叫杨绪儿的同乡农家女子结了婚,侯礼祥结婚之后住在堂叔家里有诸多不便,而且他还要为两个人的生活打拼。

因此侯礼祥便租了本家一个堂哥的房子,开了一间牌室,通过经营牌室来养家糊口,牌室越来越出名,当地许多人都喜欢到他这里来打牌,侯礼祥也就这样被当地的小偷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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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农村老照片

侯礼祥将自己的军官证、残疾军人证、红区白区之间来往的证件,以及许多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全部用草纸包好放进了一个小皮箱,并将这个小皮箱藏在了自己的床下面。

偷侯礼祥东西的小偷误以为箱子里面有什么贵重的物品,便在同伙的帮助下,将侯礼祥的这个小皮箱偷走了。

皮箱被偷走之后,侯礼祥便关闭了牌室,整日窝在家里闷闷不乐,所有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全部被偷走了,也就是说他之前所做的一切付出和贡献都化为了泡影。

就在侯礼祥为自己未来的日子发愁时,地下党县委也给侯礼祥派了任务。

地下党江陵县委书记魏西决定派侯礼祥到监利县朱河镇洪湖湖区开展地下工作,要他以侯文彬的名字和身份担任国民党的联保主任。

接到任务的侯礼祥立即前往上任,结果偏偏这时又出了岔子。

1940年4月,监利县城担任敌区长和县长的地下党成员叛变组织,地下党县委立即命令各地下党成员分散隐蔽,侯礼祥就此与我党失去了联系。

1942年7月,我军鄂豫边区第三军分区第十五团挺进潜江县,在潜江县隐藏的侯礼祥闻讯前来拜访团长张秀龙,向张秀龙亮明了身份。

结果就在此时,日军从伍家场袭击了熊口,两人的谈话就此被中断,张秀龙立即带着部队转移了,侯礼祥就这样失去了与组织相认的机会。

此后侯礼祥再也没能和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因为证件被盗也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被错认为反革命分子

新中国成立之后,侯礼祥在普济镇上开了一家茶馆,并学了篾匠手艺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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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工作组的同志正在工作

当地的土地工作组开展工作后,侯礼祥被召回了家乡,以贫民的身份参加到生产劳动中,但因为他从来没有正经种过地,许多农活都做不好。因此,侯礼祥便只能给公家喂耕牛。

曾经的红军团长现在只能喂牛,这对侯礼祥来说算得上是一个打击,心有不甘的侯礼祥仍想证明自己的身份。

但因为后来的组织工作关系调动,侯礼祥曾经的战友、工作同志都已经分散到各地去了,最终也没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反而引来了周围人的嘲笑。

侯礼祥便给他们讲自己在长征中的事情,结果招来的是更多的嘲笑,侯礼祥当时心灰意冷,但这却不是让他最心寒的事情。

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蒋介石在国内安插了大量的特务分子,企图破坏新中国正常的生产建设秩序,所以我国便开始了镇反运动,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排查。

而侯礼祥也因为曾经担任过伪保长和伪联保长,因此被列为内部专政对象。

侯礼祥哪里受得了这个气,便骂了干部,并重申了自己参加过红军的事迹,但由于他后来的确当了伪保长,虽说出于组织的安排,但是碍于无人作证,因此还是被划分为反革命的四类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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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批斗四类分子

原本应该享受红军待遇的侯礼祥,却被错误地划分成了反革命分子,这让他更难以接受,令他更加想要证实自己的身份,但苦于没有曾经的上级以及战友们的消息,他也无路可寻。

侯礼祥唯一知道的就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一定能认出他来,但是他是肯定不可能去北京见毛主席的,一是没有去北京的钱,二是当地政府对他这个“反革命分子”的看管很严。

直到1961年10月1日,侯礼祥在当天的报纸上,看到了自己两位老上级,当时已经是开国上将的杨得志和杨勇两位将军的消息,于是侯礼祥立即给中央军委办公厅写了一封信,希望能与两位将军取得联系。

几个月后,两位将军都给侯礼祥回了信,希望能够确认侯礼祥的身份,但是此时侯礼祥心急了,直接拿着两封信去找了机关的人想要证明身份,但是却被误以为是伪造的信件。

此后侯礼祥的信件也遭到了拦截,他写的信再也没能寄出一封,将军们没有收到回信便再次向侯礼祥写了一封信,可惜信件因为层层传递没了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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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斗大会

1966年,侯礼祥这个“反革命分子”遭到了批斗,然后被没收了所有生产资料,只有个棚子安身。

随着形势的加强,侯礼祥被下放到农场改造,他曾数次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但妻子的不离不弃使他坚持了下来。

一路艰辛赶到济南

实际上,侯礼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县委、县政府并不知情,仅凭着侯礼祥曾担任过伪保长,就将他定义成反革命分子,这在程序上是不被认可的。

1971年7月份,侯礼祥在公社林场劳动改造时,无意间看见了报纸上面杨得志上将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消息,这让侯礼祥十分开心,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济南找杨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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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将军

说做就做,侯礼祥揣着两分钱踏上了寻找老上级的路,他先是乘船到了武汉,然后通过扒火车的方式用了7天到达了济南。

此时的侯礼祥头发乱糟糟的,衣服上满是污渍,脸上已经看不出人样了。

当他找到济南军区大院时,却被哨兵给拦住了“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侯礼祥说道:“我曾经是杨得志司令员的下属,来找他有事情。”

哨兵已经见惯了来和杨得志攀关系的人,但也没有直接轰走侯礼祥,只是说道:“杨得志司令员并不在家,你要是找他得等他回来。”

侯礼祥问道:“那杨得志司令员什么时候回来?”

哨兵说道:“司令员去哪里是军事机密,不能告诉你。”

侯礼祥也没了办法,只能坐在路边等,看着一辆辆出入军区大院的车子,侯礼祥多希望此时有一辆车能够停在他面前,看到那个曾经熟悉无比的面孔叫他一声“李祥”。

但是并没有车停下来,也没人叫他,哨兵见侯礼祥盯着来往车辆里的人看,害怕会对军区首长造成威胁,便说道:“你不能这样盯着看,车上都是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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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军区大门照片

侯礼祥问道:“我不这样看,怎么找到杨得志司令员?”

哨兵指了指一边的传达室说道:“你先去传达室登记,等杨司令回来以后就会找你。”

侯礼祥便去传达室登记了,传达室的值班战士见到侯礼祥后并没有赶他,而是询问他有什么事情,侯礼祥说道:“我是杨德志司令员的老部下,找他有事情。”

“那你有没有介绍信?”

“没有,我是偷跑出来的,怎么可能有介绍信?”

“那你稍等一下吧,等杨司令回来我会告诉他的。”

侯礼祥便继续坐到一旁等,他以为杨得志现在在部队里面晚上就会回来,结果杨得志当时出差了,要几天以后才能回来,傍晚的时候,值班战士换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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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

侯礼祥便再去问了一遍,值班的战士见他挺真诚不像是撒谎,便把他安排到了附近的招待所里面,等杨得志出差回来。

几天后杨得志回到了军区,那名值班战士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他,杨得志听到自己的老部下李祥找来了,十分开心,连忙让人确定侯礼祥的身份。

身份确定后,侯礼祥被杨得志将军亲自请到了家里,两人见面之后立即抱在了一起,侯礼祥更是流出了两行热泪,侯礼祥直到此时才解释清楚了自己名字的问题。

杨得志将军晚上请侯礼祥吃了一顿饭,并请他住了两天,然后又准备了许多用具、200元钱和一封介绍信,请武汉军区的司令员曾思玉给侯礼祥证明身份。

济南军区大院来了一位老汉,哨兵将其打发走,司令得知却亲自去请

曾思玉

但是侯礼祥回到湖北后,曾思玉又刚好出差,已经出来半个月的侯礼祥担心家里的情况,就回了家,结果没想到革委会主任仍认为侯礼祥是伪造的信件,并没收了他的全部物品。

不过好在1973年12月31日,毛主席签发了全国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杨得志刚好与武汉军区的司令员对调。

杨得志来到荆州市时,想起了侯礼祥,便来到了江陵县找侯礼祥,革委会主任得到这个消息后才知道侯礼祥之前并没有撒谎,最终在杨得志将军的指示下,荆州市委查明了侯礼祥的身份。

在杨得志、杨勇将军以及曾经的江陵县委魏西的证明下,侯礼祥的身份终于得到了确认,并且组织上为他恢复了红军待遇,并对工作的失误进行了补偿。

但是由于侯礼祥脱党多年,并且在解放战争期间没有主动找党证明身份,最终未能恢复党籍。

1991年冬,侯礼祥因病逝世,轰轰烈烈的一生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而未能恢复党籍则成了侯礼祥唯一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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