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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唐朝贞观之治:君臣协作的典范和盛世之中的遗憾

唐朝,几乎是中华历史五千年中最重要朝代之一,甚至要算一张古代名片。整个唐朝近300年,总体显得包容开放,多元的民族和文化都在其中孕育,成就最辉煌的一段时光。

正因为唐朝光芒耀眼,带给后人的迷惑也多。好比古人对唐太宗李世民充满崇拜,今天的人们大多也对李世民充满景仰和好感。究竟太原起兵时,到底是李渊本人意愿还是出于李世民的谋划?李建成、李元吉到底是不是如史书形容的那样一直对李世民充满敌意?探索唐朝初期历史已经成为后人非常困难的一幕。

揭秘唐朝贞观之治:君臣协作的典范和盛世之中的遗憾

唐太宗李世民的画像

如果剔除史书本纪的蒙蔽,梳理一些个别人物的传记,也许能够看到接近真实的一些脉络。《新唐书》记载,杨玄感起兵时,鹰扬府司马许世绪对李渊说:"今揽五郡之兵,据四战之冲,苟无奇计,祸不反踵。若收取英俊,为天下倡,帝王业也。"许世绪当时就劝李渊把握时机起兵,李渊听后的反应是“公奇之,顾倚亲密。”将许世绪引为心腹,其兄弟许洛仁后来也一起成为唐朝功臣。《旧唐书·刘文静传》也记“及高祖镇太原,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要说李世民、刘文静和裴寂设计前,李渊没有夺取天下之心的说法是显然不成立的。包括李渊起初在西北弘化郡结交四方豪杰,虽然可以说李渊性格一贯如此,但说他完全没有收揽人才壮大实力的打算,也难以让人相信。

为何李渊前期迟迟不行动?实际上在河东太原地区的形势无法使他提前起兵。大业后期,隋炀帝北巡出雁门郡遇困,李渊已经在河东联合王仁恭救驾。但他在河东的地位并不稳固,且突厥后期对隋朝随时威胁边关。李渊不敢轻举妄动,出任太原留守是大业十三年,当时太原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还在身边时刻监视,李渊拥有的兵马也有限,如果贸然加入各地烽烟之中,毫无疑问将面临腹背受敌,也容易成为隋炀帝主要打击目标,杨玄感的前车之鉴已经说明问题。这就是李渊前面一直表现低调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李渊没有起兵打算,而是一种对客观形势的理性表现。正因为李渊为此深思熟虑,起兵是关系家族安危的大事,要说年纪轻轻的李世民在主导起兵经过,那是说不过去的。

李渊入长安登位,嫡长子李建成就有了太子身份,就以留在长安为主了。之后平定地方,以军事能力有优势的李世民为主,李元吉也一度追随李世民,这时对付西北河西的薛举、薛仁果父子,以及凉州李轨,的确是李世民的功劳。

武德二年,北方刘武周和宋金刚联络突厥一起南下,李元吉和裴寂坐镇河东太原,没能抵挡逃回长安。李世民大展谋略收复河东,赶走刘武周宋金刚,唐朝从关中将西北与河东连在一起,与窦建德的河北夏,王世充的河南郑并列为北方最大的势力。这时,窦建德与王世充联合自保,又是李世民一举挫败窦建德,围攻洛阳令王世充投降,李世民的威望就如日中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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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李世民形象

太子李建成在长安开始坐不住,趁山东、河西陆续有一些人不服,李建成也出马去平定,但小规模的军功不能同李世民相比。像武德三年刘武周逃亡漠北,李渊还是让李世民去追击,仅让李建成留守蒲州,这种对储君的保护无形中让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功劳差距越来越大,渐渐增长李建成对弟弟的忌妒和警惕心理。

武德五年(622),又是李世民击败刘黑闼,魏征都认为不能长此下去,终于把追击刘黑闼的任务争取过来,李元吉已经和李建成一条阵线,两人顺利在魏州斩杀刘黑闼,为李建成挽回一些分数。

武德七年,江淮一带的辅公祏被杀,江淮及江浙基本纳入唐朝范围,天下初步一统。李建成、李元吉趁着镇守河东,想要接管李世民的部将和兵力,于是利用突厥进犯的消息,对李世民展开行动。

李世民并没有坐以待毙,以唐朝人刘餗《隋唐嘉话》的说法,秦王府也使人诬告太子勾结边将图变。尽管这是笔记小说,但刘餗是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距离唐初也不超过百年,实际上他这是当时真实的杨文干事件。

玄武门前夕,史书一再宣称李建成、李元吉收买不少后宫妃嫔经常说李世民坏话。李世民同样没有闲着,妻子长孙氏也在后宫活动。在李渊跟前殷勤侍奉,还带儿子李泰讨李渊欢心。虽然长孙氏显得势单力孤,但为李世民争取了不少时间。

新旧唐书都认为是李建成、李元吉预先定下昆明池埋伏的计划,被一个率更丞王晊探听到消息,秘密告知秦王府。这时、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都建议李世民做出反击。就在这一群男人要生死搏杀之际,《旧唐书·长孙皇后传》专门提到一笔,长孙氏也参加壮行一一抚慰鼓励秦王府将士,史书称“左右莫不感激”。假如绕开大量渲染李世民被动无辜的形象,可见在争位过程中,恰恰是李世民进行“全家总动员”:小到年纪不大的孩子李泰哄爷爷李渊高兴;他的女人长孙氏双管齐下:一方面在宫廷内笼络人心,尽量化解矛盾争取时间;另一方面又出面鼓舞人心,激励士气。所以,不论新旧唐书如何修正李世民的迫不得已,大体仍然看得出,李世民为夺位花的心思真不小,而且军事谋略上很有能力的李世民根本没有“被动挨打”的感觉,要说他一直为此积极主动都不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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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太宗的传记

整个玄武门过程前后有三天,具体经过就无需多说了,陈寅恪、黄永年等众多唐史前辈学者都曾为此反复辨析,不管怎样三天后,李世民成了太子储君,跟着就当皇帝了,父亲李渊成了太上皇。从此李渊被软禁老死,除了参加过贞观年间两三次大型宫廷聚会,基本他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李世民登位,除了对李建成、李元吉家人严酷外,像魏征、王珪等原来太子身边的人都大胆启用,原来秦王府的文臣武将,大部分人都在贞观盛世留下重要的印记,如著名的凌烟阁上就号称有二十四人,整个贞观盛世一直被形容为古代最理想完美的时代,取得辉煌的成就。

今天人们都耳熟能详,李世民鼓励大臣进谏,励精图治,知人善任。对地方官员的选用基本亲自过问,还派李靖等十几个黜陟大使经常巡察,为此有了监察区概念,这就是唐代的道。行政上推行三省制,任用多名宰相分化职权。由中书省发布,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一个诏令的形成,一般先由多名宰相在中书省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经过门下省核实,再由尚书省安排各部执行,如军事交给兵部、人事安排交给吏部、法律事务交给刑部、礼仪事务交给礼部等等。贞观时期的优点在于,即便李世民的“金口玉言”也会过三省宰相讨论,尤其门下省有权对皇帝命令进行批驳,防止李世民“头脑发热”做出一些不当举动。

贞观前期,为了恢复民生,多次开仓赈济灾民,准许百姓就食他州;拿出皇宫金帛,为灾民赎回卖出子女,使灾民度过荒年。各州县奖励生产,扶持民众经商,所以短短数年就基本安定下来。各地几乎没有贪污腐败,犯罪率史上最低,如贞观七年释放死刑犯回家善后,到秋季,全都回来受刑,没有一个罪犯逃逸,堪称历史上的奇迹。

文化方面,在弘文殿聚四部群书20余万卷,如中华官方古史历来号称“二十四史”,单单李世民一朝就编撰了八部,分别是《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南史》《北史》,达三分之一。

最重要的边疆事务和一些军事行动基本是从贞观中期开始,渐渐影响贞观盛世发生一些转变。

侯君集、薛万彻消灭麴氏高昌,在著名的交河古城设立都督府,唐朝管辖权进入西域范围,笼络薛延陀为重要盟友。薛延陀的汗庭在金山(今新疆和外蒙古阿尔泰山一带),整个部族居于东西突厥之间,所以唐朝密切联合薛延陀为挫败突厥的重要一招,唐朝声望渐渐远播西域,大量昭武九姓诸国前来长安成为藩属。之后,李世民又东征高句丽,作为隋炀帝事业的继续。

第一次东征之后,唐朝对薛延陀悔婚,双方关系由好变坏,发生真若水之战。《新唐书》称位于夏州塞外,大概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境内百灵庙镇艾不盖河流域。这一战薛延陀失败是事实,但史书对唐军的胜利也有一些夸大。唐军又扶持其附属,原居漠北的回纥部出兵,最后将薛延陀汗国消灭。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另外包括罗伏州(今越南河静)、玄阙州(后改名余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区)、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等涉及东南西北四面边疆的羁縻州府,地域空前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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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交河古城遗址

伴随唐太宗李世民在边疆方面的赫赫功业,历来都称颂唐朝的开放交流和兴盛繁荣。从贞观到开元,源源不断来唐朝的各部族、各远方邦国的人很多,以至于长安洛阳成为外族杂居的国际性大都会,文化空前多元,令后人着迷。

今天都容易被唐朝的兴盛迷惑,忽视当时仍然是古代社会。像玄奘、鉴真这些卓有贡献的文化使者,历史上却是冒着违反法律、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的事业,如果不是九死一生创造了巨大名声,作为私下出境者,不知道被处死多少回了。

唐朝内部的一般百姓根本不允许随便跨州过府,假如想到别的地方进行走访探亲或经商买卖,需要到官府开具文件。边疆的管理更为严格,所以,唐朝诗人营造的山水浪漫和到处漫游大多是“文学语言”,他们往往通过赶考、公务、探亲等方式漫游各地,要么就是动荡局势下的辗转漂泊,实际他们写的是唐朝社会的一个侧面,而大部分普通老百姓除了在自己户籍所在,生平活动的范围实在有限。

唐朝前期不说主动与外邦交流,哪怕“做回访”的情形也非常少,不论西域还是新罗、高丽、日本。好比贞观时期作为官方使者贡献非常大的王玄策,史书居然没有传记,出生和死亡都没有记录,到底出使了几次也说不清楚。对他的事迹也只有零星记载,以至于长期都怀疑他事迹的真伪。其实目前为止,能够对王玄策稍加研究的资料都不是正式史书,而是个别佛教书籍,难免有传说和野史性质。

从李世民到李隆基,对边疆属国的重视和交流远远不够。大食崛起不断向东方蚕食,一度与吐蕃联合,导致唐朝中期基本失去波斯和昭武九部,在《新旧唐书》《唐会要》清楚记录着波斯、昭武九部在百年间对唐朝不断上书希望支援救助,唐朝对他们只是安抚,除了张孝嵩、高仙芝个别主动应对,大多长安方面对此是无动于衷的,而且张孝嵩和高仙芝处理西域事务的结果,最终是批评和处罚居多。

今天再综合看待李世民和贞观之治,李世民从一开始就有不亚于杨广的急于求成的功利心,李世民对功业与成就的渴求,以及对那些大臣的态度前后更是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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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臣魏征塑像

如有口皆碑的魏征,对李世民进行200多次诤谏,大多有的放矢,李世民已经有不耐烦的时候,甚至一时气愤说要杀魏征,证明他对纳谏的态度有反复。魏征死后,王珪、马周等人也多次谏言,李世民当面也接受意见,可没有谁会像魏征那样冒死逼着李世民落实谏言,因此就往往没有什么效果。皇帝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别宫仍然会修,纳谏就成了一种君臣之间的表演。

事实上,早在贞观八年(634)就有转变预兆。当时中牟县丞(今河南郑州市中牟县)皇甫德参进谏:“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则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也是向宫里学的。”李世民大怒:“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朕的宫女们都剃光头,他才满意?”正是这一年,魏征觉察出天下大治后,皇帝心理有了变化,他说:“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魏征开始以“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

贞观十三年(639),魏征写下反思贞观之治开始中衰的《十渐不克终疏》:“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大胆批评唐太宗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种不当言语。在用人方面“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远之……”魏征于贞观十七年病故,这样正直的声音就更少了。

再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充容徐氏(名徐惠,南梁大臣徐文整四世孙。充容为后宫妃嫔等级,比昭容低。年仅二十四岁忧郁而死,永徽初陪葬昭陵)批评当时情况:“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等。通过这些不同的声音和现象,才能全面了解被后人一再推崇的贞观之治。

正因为需要全面冷静的分析历史,吕思勉先生后来在《隋唐五代史》评价李世民其实是一个“中材之主”,许多专家学者都感觉过于严苛。当然,李世民的个人能力并不算差,但他为人过于随性,发挥极不稳定。贞观之治的巨大成就还不好说李世民占“主要”一面。李世民前期当皇帝很谦虚,不像其他皇帝那么卖弄权力,在内有长孙皇后的帮助,在朝有房杜,魏征、长孙无忌、李靖、李绩、王珪、马周等等一大批文臣武将,连比较“小人”的宇文士及、许敬宗都是很有才的,加上贞观制度对君权的制衡,整个时代生气勃勃,作为皇帝的李世民本身发挥很有限,整个贞观之治之所以杰出,的确是标志着集体的能量和成就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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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前期疆域和边疆形势

通过实现贞观之治,李世民后期有些飘飘然,他的皇帝意志渐渐体现出来,军事行动增多,虽然凭借强大实力继续取得一系列成功,但他的行事不见得服众,的确能够体现吕思勉先生所言的“中材”特质,好比对薛延陀的打击就是过河拆桥,出尔反尔;好比灭高昌时的确意气用事,对高句丽的行动难免有号称“天可汗”的上国心态。虽然这些行动对唐朝巩固边疆和扩大声望有积极一面,但李世民抬出的理由实际不比杨广显得“高大上”。

俗话说,以小见大也能以大见小,不论大事小事,最终还原李世民作为一个人,是可以剔除他的光环的。包括他对待身边的大臣也一样不尽人意。

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魏征,帮助李世民获得贞观之治以及塑造他纳谏的形象,魏征于公于私对李世民都堪称功劳最大,临终时李世民的表现肝肠寸断,还拉着最疼爱的小女衡山公主要嫁给魏征儿子魏叔玉,场面相当感人。可魏征死后没多久,李世民就取消了这门亲事,他居然误会魏征生前其实与侯君集勾结,还对史官褚遂良以那些谏言的奏疏邀名,这不仅是对魏征品质的怀疑,还由此对衡山公主一生都造成意想不到的波折。李世民没有作为君主“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的严谨,甚至连民间“重然诺”的豪杰气概似乎也都不具备。

衡山公主是长孙皇后和李世民最小的女儿,李世民悔婚以后,另外为她挑选女婿,嫁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的族兄弟长孙诠(算是嫁给了一个舅父长辈)。高宗时长孙家全体遭难,长孙诠被贬巂州(古为越巂郡,巂的读音有争议,但今天四川凉山州北部还有越西县,就是沿袭古代称呼,所以巂读音xi比较合理,州治为邛都县,今西昌市东南)还死于非命,公主对皇兄李治十分怨恨。再嫁韦氏韦正矩,夫妇经常争吵,传言还有家暴嫌疑,可能没有那么夸张,但两人感情不大好应是事实,公主死时才刚刚三十岁。

再如另一个大功臣李绩。很多人都知道李绩病重时,李世民剪胡须为他做药引的故事,经常用来形容李世民爱惜功臣的佳话。事实上都知道李世民对李绩的态度主要是“耍心机”,一方面倚重用李绩平高句丽以后压制他,避免过于抬高他的功劳,另一方面是为了太子李治将来再启用他,让李绩感受到李治对他的倚重。《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都写李世民的托孤之言:“公往不负李密,今岂负朕乎?”君臣之间的感情与信任不能说没有,但往往是居于次要的。

还有像刘洎、侯君集、张亮、李君羡、罗艺等文武大臣全都被杀,李世民也没有史书形容的宽柔仁德。

刘洎是贞观时期有贡献的宰相之一。贞观十一年(637)还在御史任上,他尖锐指出尚书省执行诏命敷衍推诿,效率低下,建议精心选任尚书左右丞及两司郎中,以此督促提高工作效率。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被废,刘洎进言新太子李治学业不佳,大臣侍奉太子学习不够勤勉,李世民就让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等轮流前往东宫,督导学习。

之后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刘洎与马周辅佐太子李治。李世民回来在定州养病(当时设有定州大总管府,今河北定州市),刘洎与中书令马周前去探视,褚遂良在觐见李世民时诬告刘洎不关心皇帝安危,还说依照当年伊尹霍光的方式辅佐太子,朝廷上下没什么可担心的。李世民病好以后传刘洎问话,马周还为他作证,但李世民坚持将刘洎下狱赐死。十年后的高宗显庆元年(656),刘洎之子刘弘业还上疏为父亲伸冤,称被褚遂良诬陷。唐高宗询问近臣意见,给事中乐彦玮道:“如果洗雪刘洎的罪责,岂不是说先帝滥用刑罚。”唐高宗将此议压下不再提及,可见都知道刘洎是被冤杀,却为了维护李世民的形象不为刘洎洗雪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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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侯君集

侯君集是参加玄武门的重要功臣,算是李世民的亲信了(可见被杀时李世民不舍的态度)。早年跟李靖、李道宗等名将西征吐谷浑,向李靖请教讨论兵法,进步很快。贞观十三年(639),侯君集独挑大梁,与薛万彻西征高昌立下大功。当时侯君集纵容军士搜集珍宝,表现出严重的缺点。回来以后被弹劾下狱,岑文本认为侯君集功大于过,不应过分处罚,侯君集为此心怀怨愤。

这事的真实性存疑。侯君集攻高昌前,国主麹文泰病死,其子麹智盛继承王位。侯君集率兵行至柳谷(有说是田地城东,唐代设柳中县附近。有说大约是今吐鲁番东北靠近沙漠某处),得到消息麹文泰将被安葬。诸将劝说侯君集趁安葬国主时突然袭击,可大获全胜。侯君集没有同意,他认为趁对方举行国葬时偷袭太不讲道义,不是正义之师。侯君集能够拒绝偷袭,光明正大行事,攻下高昌后却偷抢高昌各地珍宝敛财,感觉有些判若两人,即便有一些金银珠宝收获,也不至于像史书形容那样不堪。

侯君集女婿贺兰楚石在东宫任职,太子李承乾感觉地位不稳,联络侯君集希望得到扶持,侯君集认为可以利用太子谋划行动,贺兰楚石却非常忧惧,居然将太子与侯君集的事情向皇帝通报,最后太子被废,侯君集被杀,妻子流放岭南。

到底侯君集有没有谋叛?其实也是一个疑团。《旧唐书》写侯君集被杀,唐太宗李世民痛哭失声:“与公长诀矣,而今尔后,但见公遗像耳!”非常煽情,从高昌回来,同僚张亮弹劾他,张亮也是凌烟阁功臣,还排在侯君集前一位。侯君集找过张亮发牢骚,一种情况可能说过气话,二就是张亮对侯君集不满,故意诓他入彀。当时就他二人密谈,张亮的话也只是一面之词。

最根本的要害还是牵连太子李承乾。李承乾有被废的危机,希望拉拢侯君集这样一个有威望的功臣扶持应该不假,但是否真的在谋划起事?其实没有明显证据。主要是贺兰楚石的揭发,侯君集进出东宫没有什么问题,包括说为太子效力的话,也不算什么严重把柄,好歹太子是储君,臣子为其效力也是本分。

关键他们真要有什么秘密,似乎没必要掺和贺兰楚石充作“媒介”,贺兰楚石的举报本就带着疑点,主要还是李承乾已经地位堪忧,以侯君集新近立功的声望,与李承乾关系密切,难免不会再来一出玄武门啊。虽然不能说侯君集完全清白,但作为一个功臣,在李世民手中死的不明不白却是没有悬念,这也侧面能证明《旧唐书》写李世民对侯君集死前那一段煽情文字的确事出有因,大有弦外之音。

包括掺和侯君集之事的张亮,早年在瓦岗军是徐世绩(就是李绩)部下。投靠唐朝以后,得到房玄龄举荐,加上李绩照应,尽管能力不算多强,就像今天说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在侯君集问题上,张亮表面出于忠心而举报侯君集,实际张亮过去就是情报工作者,一贯风闻奏事,对侯君集的事情可能就出于自保(以史书记载似乎两人关系原本不错),并没有掌握确切证据。当侯君集死后,他跟随李绩去高句丽,到战场上表现怯懦,所以,贞观二十年也被他人以养子五百,意图不轨举报被杀。

之前还有罗艺、李孝常(为武士彟之前的利州都督,曾开粮仓帮助李渊入长安,受封为王的元老功臣)等人,都在贞观前期死于非命。

揭秘唐朝贞观之治:君臣协作的典范和盛世之中的遗憾

影视剧中的李君羡往往和武则天牵扯一起

当年李世民、李建成攻刘黑闼,罗艺带兵救助过李世民,之后与李建成似乎更亲近。李世民登位时,罗艺在北边素来威望很高,受封1200户坐镇北方。刚贞观元年,李世民就翻脸,找借口说他在幽州谋变,长孙无忌和尉迟恭奉命去攻打,罗艺逃奔突厥途中被杀。

罗艺谋变肯定是冤枉,一种可能是罗艺的确与李建成的关系更亲近,李世民十分忌讳而容不下他;另一种可能不牵扯李建成,纯粹是罗艺与李世民关系疏远,又占据幽州边关,在河北很有威望,李世民也是不放心,设法要找理由除掉。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显出李世民的心胸宽容其实很有“尺度”。

另一个侧面证据是温彦博在罗艺府上供职。此人就是《大唐创业起居注》作者温大雅的弟弟,作为太原起兵见证者之一的温大雅,武德时期写的起居注正是给李渊和李建成说好话的,多少说明罗艺对李世民登位前后的一种态度。但温彦博是一个文人,后来继续被李世民任用,还升为宰相,最终投靠李世民了(温大雅死于贞观三年,加上后来温彦博受太宗礼遇,创业起居注算是流传下来),死后陪葬昭陵。

还有李君羡,也是参加玄武门的重要猛将,只因酒宴上一时胡言乱语就被去职贬官,李世民还不放心,将其全家问罪致死。一千年后另一明君康熙帝还在《阅史绪论》中说:“谶纬之说本不足据,如唐太宗以疑诛李君羡,既失为政之体而又无益于事,可为信谶者之戒。” 稍微清醒一点都能看出李君羡虽有过错,但罪不至死,更不该让其全家遇害,在这问题上简直称得上昏庸糊涂了。

今天都知道,世间本没有完美的人,不论作为李世民还是那些文武大臣。即便是功臣也不一定全都贤臣良将。然而贞观之治是唐朝最重要,也影响最大的辉煌时期,尤其李世民不论在唐朝还是在后世,几乎被形容成最杰出的皇帝。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完美无瑕的人和事,李世民不可能例外,遑论李世民在家族恩怨中还有另外一番形象,对父亲,对兄弟,对侄儿,甚至对自己子女都不算什么仁德宽厚,除了军事上他颇有建树,不论品德还是才干,李世民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凡夫俗子,吕思勉先生当年评价他“中材”也许并不算过分苛刻。

但是历来的史书却在不断制造另外一个唐太宗,粉饰他如何宽容贤明,如何气量博大。尽管从大方向来说,贞观之治和李世民的确取得较大成就,但史书描绘称道的那种景象,与历史真实显然还有不小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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