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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开发: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打下了基础

六朝指的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偏安东南的政权,也可以用来代指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六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不断,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南方相对稳定,加上大量移民的到来,为了南方的经济开发提供了劳动力、耕作技术和经验,加速了南方经济的繁荣。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经济基本达到了平衡的状态,为唐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准备了条件。

一,人口南迁和南方农业的开发

从总体上来看,六朝时期的南方是相对稳定的,如北方的黄巾之乱、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十六国战乱、六镇之乱等对南方很少波及。因此,许多北方人在东汉末就开始南迁。如《三国志·吴书》的列传记载了60位大臣,大约有一半都是从中原南迁的,而这些大臣又基本是世家大族,他们的南迁必定带着大量的宗族、佃客、部曲、宾客等依附民,如鲁肃南迁就带领了300多人。213年,曹操试图迁徙淮南一带的居民,结果淮南人民担心被曹操屠杀而选择渡江的就多达10万户。

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开发: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打下了基础

永嘉之乱后,北方陷入了长期的乱战,再一次掀起了人口南迁的高潮。根据相关学者的推算:东晋时期,从中原南迁到南方的人民大约有90万。实际上,这里的90万仅仅是进入国家编户的,还有大量的依附民尚未统计在内。这些移民大多数集中在江苏一带。东晋为了安置这些移民,设置了一些侨州侨郡,如南徐州、南兖州、南豫州等。东晋初期,为了稳定局面,对这些移民采取免税的优待,到来后来为了增加赋税,东晋和南朝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土断”,也就是清查户口。

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开发: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打下了基础

北方战乱不断,南方稳定发展,加上移民南迁,使得南北方的人口格局在悄然发生变化。根据《中国人口史》的资料,东汉末年时南方人口大约是1000万,到了东晋后期有了1800万,到南朝已经有了2100万。北方人口的波动较大,东汉末年可能少于1000万,到曹魏末年恢复到2000万,而十六国时期又下降到1000万,北朝时期又逐渐恢复到2000多万,北朝后期可能达到了3000万。总体上来说,南北人口基本平衡了,而在东汉时期,南方人口只有北方的一半。

南方人口的迅速增长,为南方的开发提供了劳动力。南方的气候温暖,降水丰富,但是由于地形崎岖,森林密布,导致农业的开发难度很大,长期以来南方许多地区都处于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状态。大量的移民到来后,开始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开辟荒地,建立庄园。同时,移民也带来了先进的耕种技术,铁犁牛耕迅速在江南、岭南推广。同时,六朝政权也大力修建水利工程,为经济开发提供了保障。为了增加劳动力和夺取土地,六朝还不断向南方的世居少数民族进攻,例如东吴就不断进攻山越。在这种野蛮方式的推动下,南方的民族融合也加速了。

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开发: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打下了基础

在六朝的经营之下,南方的农业生产有了巨大的突破。从南朝开始,南方的粮食产量开始超过北方,《宋书》记载:“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因此,在隋朝统一之后,隋炀帝开凿运河,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将富庶的江南的中原连接起来。到唐朝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已经严重依赖于南方。

二,手工业的进步

东汉末年以来,由于战乱不断,百姓流离,使得民间手工业凋零,因而政府更加依赖于官方手工业。蜀汉、东吴的官营手工业就比较发达,如诸葛亮重视织锦业,将该产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成为了蜀汉的主要财政来源;江南地区铜矿、铁矿资源丰富,东吴于是大力发展冶炼业,在矿产地设置冶令、冶丞进行管理。而巴蜀和东吴都有丰富的食盐资源,巴蜀的井盐丰富,“家有盐泉之井”;东吴临海,煮盐业发达,东吴还设置司盐校尉管理盐的产销。凭借海盐和铜矿,东吴得以发展起来,史称“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

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开发: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打下了基础

而大量人口的南迁,又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使得纺织、瓷器、造船等多个行业得以发展起来。例如纺织方面,东汉时期,北方的纺织业全面压制南方,南方只有蜀地的“蜀锦”名扬全国。从东吴开始,江南的纺织业兴起,三吴出产“八蚕之锦”已经具有一定名气。到刘裕灭后秦后,把关中的织锦户迁到江南,使得江南的织锦业也发达起来。由于南方气候温和,使得南方的桑蚕养殖更具有优势,南朝时期的江南一带蚕一年八熟,桑树的栽植也更见普遍。同时,印度一带的棉纺织业也开始从云南传入中国,“哀牢夷知染彩绸布,织成文章如绫锦。”

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开发: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打下了基础

而冶炼业、造船业、煮盐业、瓷器制造更是南方的优势,在东晋南北朝进一步发展。如冶炼业方面,灌钢法走向成熟,使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自立于世界之林。在瓷器制造方面,青瓷的烧制技术更加成熟,瓷器产量大量增加,逐渐成为了人们的生活日用品。

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开发: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打下了基础

青瓷莲花镇(六朝博物馆)

而南方最有代表性的产业就是造船业。江南是水乡泽国,河网纵横、水上交通发达,因此对造船业也领先全球。刘宋时的荆州已能“装战舰数百千艘”,侯景之乱时也有战舰千艘,称作“鸼舡”,“两边悉八十棹”,鼓棹进退,“捷过风电”。南朝时期的船只载重二万斛(约二千吨),相当具有规模。

三,交通网络的形成和商业的发展

南方的交通主要依靠水路交通。在内河水运方面,长江、汉江、赣江、湘江、淮河、珠江成为了主要的交通线路。而在江南一带,又不断开凿运河,江南运河网络基本形成。在这些水运的交汇之处,就会形成区域的商业中心。

建康是六朝古都,又濒临长江,经济繁荣,在梁朝时期人口超过了100万,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史称“贡使商旅,方舟万计”。除了建康之外,江南一带还有京口、山阴等商业中心,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山阴是两浙的绢米交易中心,“征货贸粒”,“商旅往来”。

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开发: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打下了基础

在江北一带,主要的商业中心有寿阳、扬州等。寿春地处淮、泗、汝、颍四大河流的交汇一带,成为了南北的经济咽喉;扬州处于邗沟和长江的交汇处,是江淮之间的交通咽喉。在长江中游一带,出现的商业中心有襄阳,荆州等,如襄阳是汉江上游的重镇,也是荆州的防御前沿,为“四方凑会”之处。荆州是长江中游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重心,所谓”荆州物产,雍益交梁之会”。而成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成为了长江上游的商业中心。长江流域的商业城市兴起,为了唐朝时期的“扬一益二”的局面奠定了基础。在岭南地区,广州成为了海外贸易的中心,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和和东南亚、天竺、波斯、罗马等国取得了商业联系。

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开发: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打下了基础

南方的商业发展,也使得社会开始悄然出现变化。例如南朝的高官贵族大都经商,连皇帝也在宫中学习做生意;由于商业比较繁荣,货币需要量增加,南朝曾多次铸造货币,逐渐改变了东汉末到魏晋时期以物易物的萧条局面;东晋时期,建康城外开始出现了草市,政府还设置“草市尉”进行管理,这说明城郊的集市也得到一定的发展,这为唐宋时期城镇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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