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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年痛骂当权者,何以能全身而退?李敖:他有这个隐蔽身份!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必是第二个政府”,这是李敖大师的名言。他的这句话,常常让我想到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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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鲁迅当年,那样痛斥国民党,针砭当权者,志在揭露国民政府的横暴,甚至意在动摇乃至推翻其统治,追随者之众、影响力之巨、身后力量之强、投枪匕首之猛,说彼时上海虹口景云里周宅是知识分子圈中的“第二政府”,应该不算太虚夸吧。

只是,问题的蹊跷在于:在那命如草芥的时代,辞职“下海”后的鲁迅,论公开身份不过一自由撰稿人,可说无职无权平头老百姓一个。思想如此“危险”,姿态如此决裂,生杀予夺的国民政府,却似一直对他莫可奈何,不仅没有暗害之,甚至还时常予以优容。

虽然也批他为“堕落文人”,可实际上,不仅睁一眼闭一眼让他文章发表,继续“流毒中国的青年”,最终还让他安然老死家中,容许其风光大葬,甚至送一大笔钱安抚其妻儿,给其全集出版大开方便之门,搞得敌友界限都有点模糊了。

这一切,似乎显得当权者很宽宏海量,甚至很慈悲为怀,也给不少朋友一种感觉,认为民国政府很礼遇知识分子,是中国文人的“黄金时代”。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或者说,这就是全部事实了吗?为此,我一直都是存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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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政府的权力松散与掷鼠忌器

一种很流行的意见认为,鲁迅之所以能横眉怒怼政府、撕心裂肺骂公权而安然无事,是因彼时的国民政府为政开明,以及势力松散之故,是以对“街巷异口之议”,或佯装不见,或姑息纵容。

我个人不完全否定这样的观点,只是觉得将缘由解释止此,未免过于单纯。不仅一厢情愿,也有悖于历史实情,更美化了一些“老虎”的本相。因为,稍悉现代史即知,人家民国政府照样是暴力起家、造反立国、暗杀成瘾的,对待异见分子并不比此前任何王朝更显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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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著名景点

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有一大份黑账,就是牠的暗杀史。在很短的时间内,仅军政与文化领域,被他们刺杀掉的异已人物,比较有名的都可写本书。比如这份小名单:铁良、德寿、凤山、郑汝成、陶成章、汤化龙、唐绍仪、陈其美、张敬尧、邓铿、曾仲鸣,邓演达 、张啸林、杨杰、杨虎城、杨永泰、廖仲恺、杨杏佛、黄竞武、史量才、王亚樵、李公朴、闻一多等等,实难以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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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吓、枪毙、活埋、虐杀、爆炸、灭门,手段也是无所不用其极,裂肠断手,伤心惨目,令人鄙薄,令人发指。 这些本是为反抗满清而起的“革命党人”,当后来居上也成为秉政者后,不少人奉“革命”为神圣圭臬,容不下丝毫杂音。这些旧事,但凡读过高金陵《同盟会的“暗杀时代”》、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等书的朋友,想必都曾触目惊心。

国民政府实在不是一个吃素的佛系政府。1920年代以后,它对左翼力量的剿除也始终不遗余力,典型的案例,就是诸如“左联五烈士”、“龙华二十四烈士”的街头惨死。这些年轻人,在当时只不过是“左联盟主”的“下属”,尚且要蹀血送命,当权者独独会放过头领鲁迅?难不成真的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周树人”笔名“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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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没有“享受”到暗杀的同等待遇,据杨奎松等研究者推断,主因有二:其一,他在彼时名声太大、名望太高了,抬手动脚都会关涉到国际观瞻及各方势力,如此人物国民政府自然掷鼠忌器,不好贸然。《沈醉回忆录》就说,“顾忌他名声,一直没敢下手”。

其二,鲁迅生前,是骂天咒地,誓不合作,可并非蠢驴,不会白白自陷死地。他极为谨慎,“对朋友可以裸体,上战场必须穿甲胄”,所以他一般不会公然去辱骂袁世凯、蒋志清这样一些主脑人物。冯雪峰回忆说,1930年时,曾有人希望他公开骂下蒋氏,他当场回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只能到国外去当寓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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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排右一为鲁迅

他所取策略,是含沙射影声东击西式的春秋笔法,国民政府感觉未伤及中枢,会警告会敲打会恐吓,可也无妨放他一马了。

二,作为光复会、同盟会及民国政府“老资格”的鲁迅

太多朋友还忽视了,鲁迅不止是“纯文人”而已,他还有彼时体制内,前资深“老革命家”的一面。他能保全自身,他这一身份,也是极为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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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鲁迅,身穿自己设计的大衣

鲁迅至少在1906年6月,25岁那年,由仙台返回东京时起,就积极参与反清爱国运动,且是同盟会的一份子、光复会的资深成员。虽然,周作人说他未曾真入光复会,可是他的热心参预是有据可查的;其密友许寿裳,回忆录中更明确指他是会员,甚至该会曾有意栽培他为头领之一的。只是说,光复会是暗杀团体,“入会的人,对于家人父子本不相告”,是以即便其弟周作人,也不了解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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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墨迹

这层隐秘身份,李敖特别提示过,“二周”研究专家倪墨炎,在《鲁迅的社会活动》这本2006年所出专著中,更有详细考证,确凿无疑。一般意见认为,是光复会在1907年要安排他回国刺杀清廷某位重臣,他觉得无甚意义,才逐渐淡出而已。可以说,摆起革命资历,他也是留日分子、革命党人、“二会”成员、“民国元勋”章太炎高足、民国政府日后一干要员的“好友”,资深程度只怕比蒋氏还要高出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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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的绍兴城

1903年前后,光复会密谋组建,活动中心在日本,大本营则在绍兴。其领导者蔡元培、陶成章,核心骨干徐锡麟、许寿裳等,不是鲁迅的同乡,就是其至交,不是其通家,就是其师长,鲁迅与当时的革命大业渊源极深。这些材料,如今都是有案可查的。

职是之故,论学历不过杂牌医专肄业的鲁迅,尚籍籍无名的周树人,1909年底一归国,可以就任绍兴中学堂监学;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一缔建,他能够立即“当官”,火速进京,受蔡元培直接任命,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此后,他历经14年的高级公务员生涯,如果不是和上司章士钊闹矛盾,差点升任司长,还受过袁世凯两次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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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知己蔡元培

鲁迅能有如此“官运”,当然绝非仅因与蔡元培有着绍兴乡谊、累世通家的“人脉”,凭借更多的,其实是他自身的“革命资历”。譬如他的二弟周作人,在日留学时就知读书,与革命党人关系较疏远,属于圈外人,就不可能有这官荣,只能到大学教书。

可以讲,鲁迅论起身份,本身就是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的“老同志”,他的指斥虽狠虽越界,可即便是国民党内部,不少人也觉得没啥大不了。不仅如此,很长一段时间,鲁迅在外面炮火四射,国民政府却依然给他发高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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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辛亥革命“绍兴会”与民国政府中坚势力“江浙帮”的庇护

我们都清楚, 清末革命党人及其国民政府,上层最核心力量,是由广东人和江浙人主导的。到了北伐后,随着孙文病逝、汪季新背离、廖仲恺被暗害,广东势力一落千丈,“江浙帮”基本把持了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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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革命党人,论人数、声势、财资、骨干、力量、背景,自辛亥革命起,都几乎盘踞中心。光复会成立比同盟会还早,冯自由《前革命史》就说,“光复会既成立,与会者独浙皖两省志士,而他省不与焉”,直白讲革命刚兴起时,内部都是浙皖两省人。这一趋势,到了蒋志清时代的国民政府,更是变本加厉,江浙人完全占据为内部最核心的上层圈。

而据今人谢一彪《陶成章传》考察,革命党高层委实安徽人都少,最具声势的是浙人,而浙人内又主要集中于绍兴人。彼时最著名的一线人物,诸如秋瑾、徐锡麟、蔡元培、陶成章、陈伯平等,均为绍兴人。光复会的会长、副会长及其重要骨干,几乎皆出自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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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其主持者几乎都来自绍兴,是以光复会中,绍兴籍会员也是此响彼应,父子联袂、兄弟相邀入会者,不知凡几。仅《绍兴市志》所记,城内登录在案的光复会成员,就达265人。大概也因此,后来有人就说,光复会就是“绍兴会”。

依据现有材料,我们可以知道,鲁迅自1930年代彻底“左翼化”转向之后,选择与国民政府对抗,是好多次都深陷险境的,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并非真的安然无忧。例如1930年,这位民国政府的“老前辈”,就因参与自由运动大同盟,被当局通缉,沈醉明言曾“动议要干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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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能安然无恙,与他的“人脉”强大、及地方背景不无关系。他遭到一些当权者嫉恨的同时,国民政府内部另一派系,诸如宋庆龄等,尤其是“江浙帮”、“绍兴会”的许多要员,其实也在暗中保护他。这其中,就有蔡元培、邵力子、朱家骅、陈布雷等身居要冲的江浙故人,连“上海滩皇帝”杜月笙都出过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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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鲁迅故居一楼会客室

邵力子说,“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当国民党准备登报,造谣污蔑鲁迅拿日人津贴,从人格上破坏他形象时 ,陈布雷立即制止。就连蒋氏,对鲁翁都似乎颇尊敬,据增田涉写于1947年的《鲁迅的印象》这本书,彼时“行政院长(即蒋)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蒋也是浙江人,他的一生,对江浙人、对黄埔系,都比较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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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等

后来,鲁迅逝世时,蒋还派人送去10万丧仪费。甚至,鲁迅病重时,蒋还曾指示设法拨出一笔钱帮鲁迅去日本养病。他说,“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

四,练就“防身的本领”,藏身租界并受多方势力保护

鲁迅抨击国民政府,与之对抗,并非无理取闹,并非单枪匹马,更无意专程自寻死路。他是有极深厚的人脉基础作保障,有着绝佳的斗争策略,并有多方势力在暗中回护他的。

他从来都不是天真的书生,也不是莽撞的粗汉子,枪林弹雨,赤膊上阵,作无谓的牺牲。鲁迅嘲骂丑恶势力,的确是明火执杖,是敢冒被逮捕被杀头的风险的,可他在公然抗争的1930年代前后,也的确聪明地“乱邦不居”,所借住乃上海日本租界领域。这是国民政府没有管辖权的地方,想查禁乃至谋害他,委实并不容易,引发的将是国际争端。

所以,作家李敖,对于同属“文坛英雄”的鲁迅,一辈子都不服气。当年,他作《李敖有话说》的节目,公开“炮轰”,说鲁迅之所以敢骂当权者,是因为他很“怂”,只会躲在租界里搞事情,受着洋大人与日本鬼子的庇佑,“生命的最后10年,是在日本人的掩护之下写的文章”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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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鲁迅故居——“租界”各拆一半,是为“且介亭”

他还批判说,鲁迅的文章,“卖出去也许会被骚扰,可他的人身非常安全,不像我们,动不动就要被关起来,他不会。所以鲁迅的勇猛,在我看来,必须得说,是来自租界的保障”。鲁迅地位比他高,他很不满,“今天将鲁迅捧为英雄的人,指他怎么敌视,或者如何跟国民党政府对着干,把他说得那般高风亮节,我无法接受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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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的话,虽然偏执,可细想也并非纯然信口雌黄。我们如今所了解到的,鲁迅在彼时,虽说孤军奋战,可暗地里至少受到三方势力庇护,可能连他自己蒙在鼓里:1,国民党上层中的开明派,诸如宋庆龄、蔡元培、陈布雷等要员;2,日本的某些同情人士与进步势力;3,来自延安的力挺者。三方虽并非一伙,甚至时常敌对,可都有自身考量,反倒歪打正着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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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友人家中

不然,假若国民政府真动真格,真通缉你,真暗杀你,连廖仲恺、唐绍仪、杨永泰这等守备森严的权要,都难逃一死,一介文人的鲁迅,不要说啥租借,山陬海澨照样分分钟让你丧命。通缉令的发出,很大程度上,不过申饬他不要太过分,要留心言行分寸而已。

鲁迅当年痛骂当权者,何以能全身而退?李敖:他有这个隐蔽身份!

鲁迅骂人20多年,尤其爱怒斥当权者,何以能全身而退,原因自然不一而足,以上不过几点推测而已。

我下午蹲窗边闲谈这些,私心所期,是能多少还原一点历史的真实状况。另外需要补说的是,我个人极为喜欢鲁迅,最近所重读书,依旧还是他的杂文集。我谈这些,主观上没有丝毫用意,要去降低周公的“伟大性”。我重点想提及的,是我们应尊重历史,同时也有必要将迅翁复原为真实的“人”——惟有真实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尊重。

鲁迅当年痛骂当权者,何以能全身而退?李敖:他有这个隐蔽身份!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其偶像鲁迅故居门前

鲁迅不是刀枪不入无所畏忌的神。他也有老婆孩子,也有顾虑之事。他的一生,都在顽强地斗争,与权贵斗、与权力斗、与虐政斗、与国民党斗、与国民政府斗、甚至还要与愚民斗,几乎与四面八方结恶。最终,不至于潦倒落魄,且能保全而退,依仗的不是侥幸,不是虎狼们突然良心发现,更不是险恶社会施予慈悲,而是靠策略。

鲁迅是勇者,也是智者,其勇足以达其道,其智又足以自保。当年,曹聚仁的《鲁迅评传》这样评价他,"我以为,他是坐在坦克车里作战的,他先要保全起自己来.再用猛烈火力作战。它爬得极慢,但是压力很重——毕竟他从绍兴师爷的天地中出来的,每下一着棋,都是有其谋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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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鲁迅如此凶猛,如此火力大开,狙击当权者,抨击国民政府,却安然无恙,我觉得理解通曹聚仁这段话,就可以领会全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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