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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世人所知的一次意外,1961年6月15日周总理乘车在阜成门遇险

周总理的时间一直都非常的宝贵,他不愿意将时间浪费在乘车的路上,因此,他乘车也要求快,有一次从中南海西花厅到西苑机场,竟快到只花了 13 分钟。

不被世人所知的一次意外,1961年6月15日周总理乘车在阜成门遇险

周总理是国家领导人中行车里程最多的,因为他是最忙的,他非常的珍惜时间,所以就要求车速快而且选行最佳路线。在那时候北京行车秩序不良的情况下,警卫人员都非常的担心,生怕遇到危险。

即使做了非常多的预防措施,但是危险还是会来到,那是1961 年 6月 15 日下午从中南海到钓鱼台国宾馆的路上。

(成元功是总理的卫士长,杨金明是总理的司机。)

当时总理的座驾是一辆苏制吉姆—3ИM。当天要去欢迎越南总理访问,所以乘坐的是一辆 50 年代从苏联购置的吉斯 3ИC—115 型防弹车。这辆车因为是苏联寒冷气候下设计的,所以到了北京这种天气经常会出现一些故障,但是司机老杨是一个非常认真仔细的人,这辆车在他手里没有出现过一点小问题。

不被世人所知的一次意外,1961年6月15日周总理乘车在阜成门遇险

成元功这个卫士长非常的称职,每次出行前都会到总理办公室看一下有什么需要准备的,看看总理有没有剃须,如若没有就需要准备毛巾和剃须刀在车上好剃须,再就是催促总理提前出发。

成元功进入总理办公室的时候,总理正伏在桌上批阅文件。听到成元功进去,他的眼睛从老花镜框上看了他一眼,接着又瞥了一下桌上的闹钟,那意思好像是说:还没有到点呢,你们就来催我。你们总是把富裕时间留给自己,叫我放下手中的工作。

不多一会儿,总理从办公室出来了。他走得很快,成元功忙连走带跑地赶到他前面,去开车门。这辆车的车门重量非常大,总理右手又有残疾(右手残疾原因在周总理被撞掉下马受伤,右臂永远只能弯曲,放弃了能治好的方案),很难把它拉开、关闭。总理上了车,他的习惯是坐在汽车后排左侧的位置上,伸出左手拽住窗侧的吊带——因为车速快。成元功照例坐在他的右侧,把车门落锁。张树迎则坐在司机杨金明一旁。成元功向门卫哨点点头,意思是要向钓鱼台通知一声,免得在那里的外交部人员心中无数。

不被世人所知的一次意外,1961年6月15日周总理乘车在阜成门遇险

周总理对自己的要求一向很严格,外出活动从不让警卫部门派警卫车在前面给他开道。这次去钓鱼台,也没有沿着警卫部门为保障国宾活动专门布设了交通民警的那条路线,即沿人民大会堂——西长安街——复兴门一线,而是沿着去钓鱼台的最短路线,即府右街——西四——阜成门一线,快速行驶。总理对自己走过的街道都能熟记,如果不走最佳路线便立刻指出。

吉斯 3ИC—115 穿过了交通秩序混乱的西四牌楼地段,前面不远就是高耸的阜城门城楼,出了阜城门城墙豁口,不但道路宽阔,车辆少,行人也少,视野开阔,可称安全行车的最佳地段。尽管如此,警卫人员仍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他们都知道,越是环境好,人们越容易麻痹,特别是急着赶路,搞不好就会出麻烦。

这天果然出了意料不到的事故。周总理的座车驶到展览路南口时,就见前面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卡车。它本来是右拐向东行驶的,没有想到将要和周恩来总理的座车交会时,它忽然逆行而驶,接着又突然横到了马路中间。老宋一看情况不妙,忙喊:“卡车!”“危险!”

杨金明早就看到了那辆卡车。他是司机,对沿途路口、路况很熟,知道要经过哪些道口、机关、工厂,当然也知道那辆卡车是从北京市电车一厂的车场出来的。

因那卡车出门后向右拐,所以交会时并没有鸣笛。各行其道,互相并不妨碍。当看到那辆卡车忽然驶入逆行,既未打大迂回指示灯,又不呜笛,不打手势,估计它可能横在马路中间,自己车速又快,眼看立即要被它撞上肇成特大事故,无论如何也不能叫它出事。

杨金明立即采取措施,鸣笛、点刹、换一档,向右避让。车正往右偏,忽见前面有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弄不好,很可能被卡车挤到电线杆上,“杨金明连忙又改为逆向避让,并把方向盘向左打死。就在这时,那辆卡车的车身忽然在他眼前一晃。

眼看就要撞上,杨金明暗暗喊了一声:“不好!”随即脚下猛地一踏,吉斯 3ИC—115 立即来了个 180 度大调头,嘎地一声停住!

不被世人所知的一次意外,1961年6月15日周总理乘车在阜成门遇险

都说“有惊无险”但是对于成元功他们来说这也就是一次“有险无惊”,是因为“险”确实是“险”,“险”到了一旦撞上,就会车毁人亡;“无惊”,则是因为警卫人员预先都有出意外的精神准备,也有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反应。

因此,当吉斯车眼看要与卡车撞上的时候,坐在前排的张树迎立即回过身来托护总理,无奈这本是三排座,中间隔着一排,够不着总理。成元功则很自然的用左手和身躯使劲架着总理,右手则用力支撑着中间那排座椅的靠背。总理也使出很大的力气来支撑。虽然几个人在吉斯紧急调头的过程中,身体失去了重心,歪倒在一边,几乎摔到座位下面,但谁也没有受伤。

这不能不归功于杨金明驾车技术高超,和他的高度责任感。如果他技术不精,责任心不强,不能在一刹那之间脑、眼、手、脚并用,准确无误地完成调车、刹车这一系列高难动作,其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那辆卡车司机却跟没事人一样转了一圈又回到了电车公司。但是总理的行程却不能耽误,杨金明手把方向盘,打了个倒车,调转车头,继续向西行进,好像刚才的一切未曾发生似的。

成元功跟随总理很多年,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严重的车险。

对于此事总理很生气,一个司机怎么可以以不鸣笛、不打指示灯,就在大街上打大迂回?真是无法无天!并且指示成元功:“到了地方,你马上把情况告诉北京市公安局,要他们查清楚,是什么人不按交通规则行车?是有意还是无意?查明后要严肃处理。”

成元功本身对这件事情就非常的生气,于是立马给公安局打电话开始调查此事,北京市有关领导,电车厂的领导等都赶到了现场。

不被世人所知的一次意外,1961年6月15日周总理乘车在阜成门遇险

情况很快就调查清楚了,原来那个驾驶卡车的是电车一厂的维修工,叫张兴辰,自己私下练习驾驶,那天手里没事情就开上车溜达,从来没有上过公路的他这次就想着试试,就把车开出了厂门、转一个大圆圈就回厂,对面有车无车全然没有瞧见。

从警卫工作角度看,这次幸免于难,首先是司机发现对方早,及时采取了调头、刹车的措施。周总理和我们发现也早,及时做好了准备撞击的预备反应。如果是未发现或发现较迟,我们都将会处于毫无防备或措手不及的状态,即使不被撞死撞伤,也会在车厢里翻滚致伤。其次是吉斯车车身长而重,比较稳,所以虽然来了个原地猛调头、急刹车,而没有失去重心,在马路上翻倒。这次要是一般车是非翻倒不可,那后果就严重了。——成元功

荒唐!(“荒唐”是总理批评人最重的语言)怎么能随便开车出来玩?多危险!”周总理很严肃地说。

接着又向成元功交代:通过市公安局转告电车厂领导,要他们结合这次事故对全厂职工进行教育,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厂里要加强制度管理,没有制度不行,有制度不执行同样不行;对那位私自开卡车出厂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工作,不要因为是遇上我的车而加重处分。

最后叮嘱成元功说:“厂里对这件事的处理和落实情况,你以后去了解清楚,再告诉我。”周总理从来不让我们直接插手过问一个单位的工作,有什么事总是通过组织系统,这次是一个例外。

随后,周总理又要警卫人员和司机注意安全,并说:有时候为了赶时间开快车,是我叫开的,这怨不得你们。但遇到红灯时绝对不能闯。我是总理,应该带头遵守交通规则。

不被世人所知的一次意外,1961年6月15日周总理乘车在阜成门遇险

又说:我的车是不能撞人的。总理对乘车曾经做过许多规定,比如雨天行车车轮子不能把路面上的泥水溅到行人身上;进会场不能抢人家的车道;不能停在老人的车前;不能先于老人退场;不要停车场的交通民警给予特殊的照顾,等等。他这些要求,不仅仅体现了他严以律己的高尚情操,而且也说明了他对北京市的交通管理要求很高。

他曾不止一次的说:北京的交通管理,应该成为世界各国首都中比较好的。

后来成元功想找当事者张兴辰谈谈,结果却得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厂里的纪律和制度都被砸烂了,管理没人抓。一天张兴辰去检修电车,违反操作规程,没有切断电源就伏下身去检修,不慎触通了电源,电车突然启动,从他身上轧了过去,未能救活。

当年张兴辰就因为违反了制度和纪律,结果差点酿成天大的错误,自己却不长记性,还是因为这个送了性命。

如今的交通,好像没有达到总理的期望,曾经的晚上赛车等行为好像就北京最疯狂,即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也不把他人的生命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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