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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军司令李文投诚后,借机逃往台湾找老蒋,最终结局如何

1948年底,继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与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华北剿总”已陷入骑虎难下的危局。

驻守北平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在内外交困之下作出了率部起义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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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画像

李文痛斥傅作义

当时国民党华北剿总麾下共有4大兵团60余万人,他们分别是李文的第4兵团,石觉的第9兵团,孙兰峰的第11兵团和侯镜如的17兵团。

然而,彼时傅作义虽号称华北剿总司令,但对4大兵团的控制权却仅限于其亲信与孙兰峰部,其余三大兵团则各怀心思,并不对傅作义存在萧规曹随的效忠心理。

12月底的某次会议上,傅作义召集华北剿总师级以上将领开会,决定今后华北剿总诸同仁之前途与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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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开门见山地提出已与中共解放军达成和谈协议(率部起义)以保全60万将士、200万百姓于古都北平不受战火摧残。

显然此时在平津战役与淮海战役解放军凌冽的攻势之下,国军的南北之退路皆被截断。

固留北平一带之国民党华北剿总主力,却不存在再与解放军角逐之实力与信心,诸多国军将领皆已预料覆灭之道路,更多的是寄希望于突围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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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既要突围,则意味着战争,受苦受难的还是百姓与城池。

傅作义在徘徊之际,又受到女儿傅冬菊(中共党员)的劝说,最终决定率部起义,为国家、民族与历史保全大局。

然而,起义的决定一出来,当即遭到了第4兵团司令长官李文的拍案痛斥,悉数傅作义起义辱节,不能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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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华北的代理人

此拍案之人,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派过来节制傅作义的亲信。

傅作义作战有谋,治军有方,加之地缘政治的缘故,于1947年12月3日被蒋介石委任为华北剿总司令,总辖华北60万大军一应军政大权。

然而傅作义算是地方军阀,其早年并非黄埔出身,因此多年来颇受蒋介石忌惮与猜疑,蒋家王朝本意上更愿意让黄埔出身的将领为率土之滨,而非异己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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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早年间,委任傅作义走马上任华北剿总时,蒋介石马上又在他的身边安插了一位亲信陈继承,用以节制傅作义。

陈继承曾是黄埔教官出身,是根正苗红的蒋介石嫡信之徒,一切唯蒋命之从。

华北剿总设立后,陈走马上任华北剿总第一副司令,一直与傅作义貌合神离,暗中角逐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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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有陈继承在,基本不会有后来李文粉墨登场的机会。

然而在1948年7月5日,陈继承却一手炮制了天怒人怨的“七五事件”,指示手下士兵打死8名、打伤48名游行示威的学生。

此番血腥事件一出,陈继承为千夫所指,傅作义与“华北行辕主任”李宗仁联合发难其。

蒋介石迫于无奈只能将陈继承调往他处,改由李文代替他的位置节制傅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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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门生难撼地方豪强

历史上,李文其人,并不为大多数人所共识,有关其记载大多只言片语一以概过,那么李文到底何许人也呢?

李文,1905年生于湖南新化一户地主人家。

回顾历史发现,李家的家世并不清白,李文父亲李主一是地方有名的土地主,干了不少剥削、压榨百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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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革命时期,又帮助国民党血腥镇压过共产党人,因此在历史的功过薄上,李家可谓是血债累累。

再说李文,早年的经历相当不俗,他是典型的“天子门生”黄埔一期学生,军校求学时与陈赓、胡宗南、黄维等关系颇好。

他本身有治军之才,又有作战之能,人际关系更是搞得不错,时常能把蒋公的马屁拍得不露痕迹,因此渐渐成为蒋介石委以重任的黄埔嫡系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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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李文所辖第34集团军,改编为第4兵团(辖有第16、第94军)。李文任兵团总司令,蒋介石将其划入华北剿总麾下,又任其为华北剿总副司令与华北警备总司令,代替陈继承的位置,继续节制傅作义。

基于以上身份与履历,因此当傅作义一提出北平起义时,当即遭到了李文的当头炮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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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彼时的李文,虽有兵权在手,但从大局上来说,他很清楚的意识到华北剿总掌握局势之人归根到底还是傅作义。

眼下傅尚且顾及昔日同仁之谊还与大家商量,但另一面对于免遭不测的安排,恐怕早已做到滴水不漏的地步。

此次会议与其说是商量倒不如说是与大家打声招呼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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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在军事与大略上虽不如傅作义,但其一向以善于察言观色与为人圆融变通左右逢源而见著。

傅作义的起义决定一提出来,李文在看到自己的抗议如泥牛入海之后,马上认清了形势,改口径为“第4兵团愿意奉总司令调遣,配合起义”。

但是一切的前提是希望总司令傅作义顾及昔日同僚之谊与个人志向,大家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放他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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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经过协商,傅作义与李文、石觉、孙兰峰与侯镜如四大兵团负责人达成共识,四大兵团应配合北平起义不作军事干涉,作为条件傅作义可让4人行去自由。

最终,傅作义信守承诺,亲自调派飞机把李文、石觉送抵南京蒋介石处。

只是此时的蒋介石已因兵败的大局势下被迫下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浙江奉化溪口镇疗伤,李文、石觉闻讯又风尘仆仆地赶往奉化给蒋介石拜年表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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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命西南,却是日暮西山

所谓“时危见人心”,作为留在大陆过的最后一个年头,此时蒋介石的内心极其凄惶哀怆。

关键时刻还能得到昔日亲任门徒的拥趸与表忠,这对他的内心来说是莫大的疗愈。

对蒋介石来说,其尚是一可用之人,因此没多久蒋介石便一纸委任书将李文调胡宗南麾下任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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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败之后,尚能重掌兵权,足见蒋介石对李文之隆信。

然而在解放战争的历史洪流之下,调赴西南对李文而言,却并不意味着东山再起,反而是日暮西山兵败覆灭。

李文与胡宗南早有交情,他们俱是黄埔一期学生,蒋校长最亲重的门徒。

其次胡宗南之于李文亦有恩同再造的赏识之恩,早在胡宗南是国军师长的时候,李文便是其麾下的营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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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胡宗南的仕途如踩天梯平步青云,在胡宗南的提携与照拂下,李文也步步高升,直到抗战胜利前夕已经做到了第三十四集团军的司令。

历史上,西南地区在建国时还未解放,直到1949年11月1日,解放大西南的战争才打响。

此时驻守大西南的国民党残部主要是胡宗南部与白崇禧部,其中又以解放四川为首要,驻守此地为胡宗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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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胡宗南在西安的部队基本已经悉数被解放军瓦解,胡宗南只能率部进驻四川成都苟延残喘。

然而此地亦非其栖息之地,因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战略构想便是重点布局于四川。

1949年11月1日,解放大西南战争打响,刘邓大军由湖南进入贵州,由南向北进攻国民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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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贺龙率部由川北向南进攻国民党部,与刘邓大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此时的胡宗南已经自解放战争打响以来,因为节节溃败被打出了“常败将军”的名声,此次其在解放大西南战争中更是弄出了雷得众人外焦里嫩的新操作。

在我军南面由杨勇与杜义德将军率领的第三、第五兵团由南向北向成都大军压城时,贺龙所率十八兵团从北面的安县、绵阳、罗江、三台与中江一线集结,呈挥师南下之势,此时胡宗南特意给众将士展开了一次战前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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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胡宗南冠冕堂皇地高呼:“而今我军已成危局之师,当此之时,众将士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杀身成仁,报效党国。二、投降中共。三、突围出去,为党国东山再起保留元气与力量。”

与此同时,胡宗南还信誓旦旦地声称,蒋校长的命令是让大家走第三条路“突围出去,为党国保留元气与火种!”

然后,又装模作样地让自己的参谋罗列作出了突围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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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文所率第5兵团(第1、第3、第36军、第24师),向西昌前进。

二、李振所率第18兵团(第65、第90军)向云南昭通挺进。

三、裴昌会所率第7兵团(第17、第76军)向贵州咸宁方向前进。

然而突围命令下达没多久,胡宗南便坐着飞机,飞往海南避难了。

三军未动,主帅已去,剩下的局面,让国民党的诸将领面面相觑,最终在时局的压迫与我党的感召下,许多将领纷纷起义,其中便包括独木难支的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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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而复叛,凄惶余生

准确的说,李文的举动,并不具有起义的性质,因为当时形势才作出投诚决定的。

李文率第1军军长李鞠旅、第90军军长周士瀛、第57军军长冯龙投诚,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

投诚之后,李文被我军送到西南军训大学改造学习。

然而由于他们是投诚人员,因此我党对他们的看管并不很严,很大程度上并不约束他们的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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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950年初,李文便与周士瀛等人假借工作的名义外出,脱离了西南军政大学,设法逃到了香港,最终投靠了台湾蒋介石集团。

当得知昔日的老同学李文降而复叛时,时在云南的陈赓对李文此举扼腕叹息道:“这个李文啊,早早就看出了国民党的覆灭,就是一条路走到黑,拐不过弯来,原本让他去学习班学习是光明大道,偏偏不走,真是糊涂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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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这对黄埔同窗便有过一次杯酒论天下的佳话。

一次陈赓去北平执行公务,时任北平警备司令的李文便把他留下来一叙同窗之情。

推杯换盏间,李文由衷地感喟道:“陈赓啊,还是你有前途啊!”

陈赓疑惑不解:“老同学,此话怎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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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唏嘘不已地道:“如果国共和谈真的成功,党国的统战思想是不如你们的,到时候人民都被你们宣传争取过去了,我们能做什么?

退一步来说,即使不成功,国共要打,恐怕我们也是打不过你们的。以前你们那么点人,我们百万大军追着撵都没打过。

你们是游击大王,现在又有百万之众,我们还怎么打,恐怕将来只能去当‘白华’了。”(苏联时期的沙俄贵族被布尔什维克称为“白俄”,李文以“白华”自嘲。)

陈赓一听,对李文的远见卓识惊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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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李文颓丧地道:“老同学啊,万一真有不济那天,还请你一定要多多照拂一下呀!”

陈赓拍拍胸脯答应道:“一定一定!”

没成想,当初的戏言一语成谶,1949年12月27日,李文便在邛崃因孤军无援率部向解放军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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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云南的陈赓闻讯,不忘当年承诺,马上书信一封请有关方面同志多多照拂自己这位老同学,同时还亲自把他介绍到了“西南军政大学”学习。(为他转型过渡提供条件)

然而“我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陈赓信守承诺却未换来李文的洗心革面与从善如流,最终他还是决定站到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跑到了台湾蒋介石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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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蒋介石一贯是善嫉多疑,死心塌地地来到台湾的李文,虽未遭到蒋介石明面上的猜忌与打压,但是内心里对他的信任与重用已有所保留。

鉴于李文有过投诚经历,老蒋只是让他坐了个中将高级参谋的冷板凳,再未让他执掌实权或参与中枢决策。

退役之后,李文仅靠在台湾糖业总公司担任高级顾问的身份,赚得些许银两填饱肚子,余生尽活在郁郁不得志与憋屈、遗憾中,直到1977年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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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分析他的寿命皆是积郁成疾的缘故。

将领弯弓不能射,空怀抱负,却不能效命疆场,而是活在他人嗤之以鼻的指责下与上司多方猜忌的冷落里,确是比剥夺生命还可怕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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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救之路

李文的结局可谓是“种前日之因,结今日之果”,回顾历史他一共有四次的起义机会,等待他的将是康庄大道,然而尽被他亲手扼杀。

第一次时,傅作义在北平起义,中共领导人有意留他,叶剑英更是亲笔书信留他,并且承诺将委以重任。

据考究,叶剑英曾以部长职位相邀请,但这一切均因其为蒋介石死忠的愚不可及所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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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时,长沙程潜陈明仁鉴于其在胡宗南部的份量,曾书信邀这位同乡共同起义,他再次拒绝。

第三次时,解放大西南时,成都的诸将领邀其一起起义,其孤高自傲,再次拒绝。

第四次则是其投诚之后,放弃陈赓为其铺设的洗白改造道路,降而复叛投向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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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世事纷繁复杂,选择何其重要。

在历史洪流中,只有以毛主席、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选择站在人民这边,以为人民打天下做人民做公仆为宗旨,才是正确的主义与道路,其大道必定铺满霞光,光辉照耀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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