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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成吉思汗: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精神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鉴于抵抗外侮的需要,国内出现了“构建”民族英雄的高潮。作为蒙古族“民族英雄”的成吉思汗,更是当仁不让,成为了“中华民族”“民族英雄”的形象代表。

“民族英雄”成吉思汗: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精神力量

细密画中的成吉思汗与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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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入侵热河、察哈尔等省。不久,内蒙古德王召集西蒙古各旗王公召开自治会议,请求南京国民政府允其自治。基于形势考虑,南京国民政府同意了这一提议。

1934年2月,“蒙政会”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成立,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王任委员长,“只”担任委员的德王,年轻肯干且颇具影响力,是蒙政会的实权人物。(拓展阅读:虚无缥缈“建国梦”:德王与“蒙疆政权”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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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王

与此同时,“搜罗所有关于成吉思汗之事迹”,成为了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1934年,“废历三月二十一日”被定为“元太祖成吉思汗诞辰”,伊克昭盟札萨克(盟长)兼吉农(成吉思汗陵奉祀官)沙王参与了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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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王,汉名魁占,成吉思汗第30代孙,达延汗第16代孙

1935年,鄂尔多斯再次举行了纪念成吉思汗诞辰的祭典,典礼依旧由沙王主持,并以绥远省府委员的身份,代表绥远官方进行了致祭。

1936年的成吉思汗诞辰大典,继续得到了官方重视。除了沙王三度担任主祭外,蒙藏会特派绥沙虎口牧场场长黄梦雄代表前往参加。

1937年成吉思汗诞辰日,绥远蒙汉各界人士举行隆重致祭礼。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与各厅长均亲临参加,并发表了致辞:“吾人为纪念成吉思汗立功及其奋斗精神,同时当排除蒙汉畛域,五族联合,继续奋斗,争求民族国家之自由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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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六百余年前之侵掠中国者”的成吉思汗,会以正面形象示人并得以广泛传播?

原因很简单,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已经处于危难之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至暗时刻,主流社会开始意识到,找回民族自信势在必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名满全球,世界伟人”的成吉思汗,便有了“正面形象构造”和“大范围传播”的双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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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抗战”中的中国军队

于是,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成吉思汗”经常与“救亡图存”共同出现。

譬如1935年,在北平(今北京)蒙藏学校成吉思汗纪念大会上,筹备会主席云文翰解释为什么要纪念成吉思汗,“表扬先烈的伟业而知所愧悔,由愧悔而省悟”; “认清我们当前的危机,而知所奋发,以恢复我们过去历史的光荣”。

蒙藏学校校长称成吉思汗“(元太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英雄”,教务长吴英荃则将成吉思汗与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相提并论,称为“世界历史上有统一世界理想之大英雄”,强调“他不但不是破坏世界文明的侵略者,而且是一位促进世界文明者”。

蒙藏学校学生周中孚认为,纪念成吉思汗“一方面要景仰他的武功,再方面要效法他的能干,尤其更要效法用人不分畛域的精神。我们五大民族,打破一切畛域思想,来进行为国家为民族的事情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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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蒙藏学校旧址

可以说,此时的成吉思汗,已不止是蒙古族的英雄,已经被建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与此同时,一些与成吉思汗有关的争议性内容,也在传播过程中被刻意淡化。

暴迺权在《纪念元太祖成吉思汗之意义》(新蒙古第5期,1934年)一文中,将蒙古帝国与帝国主义做出了区分。“元太祖之于欧洲,不是侵略,也不是要消灭花剌子模,是为维持公理,是为保存民族的地位”。

文强在文章《旷世英雄成吉思汗》(警光周刊第16期,1935年)中,明确将成吉思汗视作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数到中国的历史上的英雄,便顿时想到以武力横扫欧亚两大洲的元太祖成吉思汗,这个雄才伟略旷世的大民族英雄,为中华民族释放一彪炳的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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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成吉思汗纪念”更跃迁成为国内主要政党极为重视的政治活动。

关东军直犯察哈尔、绥远等地区后,以德王为代表的部分王公,在日本势力的扶持下,于1937年成立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即蒙疆政府)”。

与此同时,在内蒙古地区便有传闻,“日寇要来盗取大汗的陵寝”,甚至于“这是日寇的一个奸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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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国旗”

面对如此威胁,沙王向南京国民政府建议,将成吉思汗陵寝“奉移”至安全地带。

1939年6月9日,沙王、邓宝珊等蒙汉官员,分别与伊金霍洛、苏定霍洛两地致祭成吉思汗陵及其遗剑。祭礼完毕后,即开始了迁移成陵的进程。

客观地说,此时的成吉思汗陵,已经与“国家荣辱”和“民族大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成陵迁移,被赋予了非常强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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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陵

成吉思汗陵于15日过榆林。“陵寝由北门进入,穿城而过,未停留即出南门”。据相关史料记载,“榆城全市悬旗,出城列队欢迎的公务员、军队、学生、商民绵亘数里,全城鸣放爆竹”。

21日,队伍抵达延安。据相关史料记载,“延安市各机关、学校、部队人员均于清晨齐赴十里铺,共百十余单位近万余人”。

十里铺前用布幔布置灵堂,中央悬“世界巨人”的横额,两旁悬“蒙汉两大民族更亲密的团结起来!”“承认成吉思汗精神坚持抗战到底!”联语。

灵堂前用翠草鲜花扎成高大牌楼一座,“恭迎成吉思汗灵榇”的匾额横悬在牌楼,欢迎群众高呼“保卫伊金霍洛,保卫内蒙,保卫中国”、“蒙汉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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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华报》关于成吉思汗祭典的报道

25日,队伍到达西安郊外。“灵车上特意悬挂了党国旗及红黄彩绸,各界人士参与了迎祭活动”,西北"剿匪"军前敌总指挥蒋鼎文亲自主祭,行礼后灵车启行。“街衢悬旗结彩,遍设路祭,鞭爆声响彻云霄,沿街万人空巷”。

当晚,各界代表及民众数万人举行公祭,蒋鼎文依旧为主祭官。祭堂内悬有各方致祭挽联。

如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挽联:“毋忘大汗遗训,广土众民,欲御敌,要合众心为一”; “实行总理主义,抗战建国,进大同,必须意志集中。”

陕西教育厅厅长王捷三挽联: “伟烈迈中西,屈指民族英雄,公自大名垂宇宙”; “馨香崇报享,伤心河山破碎,我于此处拜威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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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陵内迁途中

7月1日,队伍终于抵达甘肃,成陵“奉移”工作圆满完成。甘肃省主席朱绍良亲自主持安灵大祭。“佛殿四周,幔以黄绫,成陵居中,右为太祖御剑,左为太祖福晋灵榇,祭仪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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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陵,最终安置与甘肃兴隆山大佛殿

实际上,“奉移”成陵的蒙古护送人员,也意识到了行动的“政治内涵”:移我太祖灵榇于安全地带。….全体守陵达尔哈特,誓本我太祖歼灭倭寇遗志,竭诚拥护最高领袖,抗战到底,以完成建国使命,复兴民族大业。

沙王表示:“布(沙王名为沙克都尔扎布)为继承世祖剿倭未遂之志,敬告在天之灵,祈祷默佑,事毕遄返,率领蒙古健儿与倭奋斗,任何牺牲,决不顾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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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陵西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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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后半段,有必要重点介绍一下我党的少数民族“统战”工作。

1940年3月31日,我党在延安隆重召开了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少数民族的“文化建设”,被提升到了组织制度层面。

大会主席台高悬成吉思汗真像,除党主要领导外,以伊克昭盟盟长沙王为首的蒙古族“代表”,以及孙科、宋庆龄为大会名誉主席团,吴玉章、林伯渠等为大会主席团悉数参加,蒙、汉、藏、回等五族同胞和安南(越南)、朝鲜等少数民族代表及各机关学校代表千余人也加入了进来,规模可谓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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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文化促进会会长吴玉章

客观地说,这是党实施各民族团结平等政策的一次实践。

除成立专门机构外,我党几乎每年都要组织隆重的常规化“成吉思汗大会”。1940年7月24日,成吉思汗纪念堂落成,并举行了夏季公祭成吉思汗活动,据相关资料记载:

主会场红色横联题有“成吉思汗纪念堂”几个大字,下面悬着黄色的题为“世界巨人”的横匾。

主席台悬有成吉思汗画像,两旁悬有马、恩、列、斯及主席画像,古今世界巨人可谓荟萃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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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成吉思汗纪念堂”遗址

1942年,延安各界召开春季公祭成吉思汗纪念大会。成吉思汗纪念堂中央端置成吉思汗石膏像,周围贴挂有蒙古人民生活风俗速写。

1944年,成吉思汗春祭的成吉思汗纪念堂,成吉思汗石膏像前堆着供品、全羊和五杯清澈的酒水,四周贴满蒙文美术标语。

值得注意的是,纪念仪式程序无不尊重蒙古文化与习俗,处处体现着“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的理念。

而纪念大会常规设置的报告、演讲等环节的内容表述,主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发掘成吉思汗的历史记忆,称颂其伟大功绩。

1940年成吉思汗纪念会上,吴玉章强调,“(成吉思汗)由很小的被压迫的部落振作起来,为民族雪耻,为父兄报仇,抵抗外族侵略,打败了强大的金国”。

1941年成吉思汗纪念会上,朱德强调,“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他打退了强邻的进攻”。

1942年成吉思汗纪念会上,吴玉章强调,“(成吉思汗)为蒙古人所崇拜,为世界人士所称道,他建立过地跨欧亚的一个大国家,他能团结民族来抵御外侮,始终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敌人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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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谢觉哉主笔的“成吉思汗祭文”

2)强调成吉思汗的民族精神,激励民族进行坚决抗战。

1940年成吉思汗纪念大会上,吴玉章称,“(成吉思汗)就是要发扬我民族团结御侮的伟大精神,团结国内各民族争取抗战胜利”。

1941年成吉思汗纪念会上,李维汉阐述了纪念成吉思汗的四点意义,其中两点指向“民族精神”——“学习成吉思汗‘团结内部,击退外敌’的民族精神”;“帮助蒙古同胞复活成吉思汗的民族精神”。

1944年成吉思汗春祭,乌兰夫发表纪念文章,称赞成吉思汗“那种反抗侵略,团结御侮的伟大精神,实是使弱小的蒙古民族,一变而为威震寰宇的强大民族的重要因素,继续这种光辉的传统,是我们每一个成吉思汗的子孙在今天对日抗战中应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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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乌兰夫

3)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

坦诚说,我党纪念成吉思汗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展示“提倡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先进民族政策。

1940 年成吉思汗纪念会上,董必武认为,纪念成吉思汗“要实行民族平等,研究优良的蒙古文化,将它继承和发扬起来,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份”。

1942年成吉思汗纪念会,边府委员那素滴勒盖(陕甘宁边区政府军委员,1943年在延安牺牲)称:“我们蒙古人要以成吉思汗的精神来团结各民族,….只要全中国的民族团结起来,一定可以战胜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强盗。”

乌兰夫撰写的成吉思汗纪念文章,非常清晰地阐述了共产党“团结平等的民族政策”,并对国民政府的“大汉族主义”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

….但自一九二七年以后,这种政策却为大汉族主义所代替,复陷千万蒙胞于同化高压之下。直至抗战后,还影响到蒙古民族的团结抗日,这是非常不幸的….蒙古民族的解放道路,将依靠在蒙胞和共产党的团结和互相信赖上面。

“民族英雄”,是一个含义极广、包容极强的概念。而成吉思汗被构建成“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既有“功利性”的含义,也是时代必然。

在整个中华民族处在危难之时,我们需要团结中国各民族共同抗日。因此,少数民族的“民族英雄”被纳入“中华民族”的“英雄谱”,自然水到渠成。于是,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族的“民族英雄”,更成为了全国各族人民抗击外侮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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