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指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但本文不讨论面目全非的传说时代和语焉不详的三代（夏商周）之政，单说说春秋战国的往事以及精神的延续和消亡。

易中天先生说，这五百年是中华民族的青春期，充满了叛逆、创造和好动，也给整个华夏民族烙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是秦汉和隋唐形成世界性文明的基石。

而笔者更喜欢他们的单纯和透明：活得真实而绚烂，死得从容而清爽。

▲《诗经.野有死麕》

这是《诗经》无数情诗中的一首，描绘了一位猎人用捕获的獐子作为礼物送给一个姑娘的故事，尔后两人就一起走进了小树林，后面一句话来自小姑娘的口述：

轻一点，慢慢脱好吗？

不要动我的腰带，

也别让那长毛狗吓人地叫个不停。

很真实吧，二人的行为在当下可定义为“约炮”，但通篇却没有触及“性”的细节，可谓含蓄而健康，充满野性而又自然，孔子对《诗经》的评价就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当然，这本该是一件大大方方的事情，所谓“男女大防”乃后世吃得太饱的伪君子们的杰作。

毫无疑问，春秋战国五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时代”，自“王道衰微”的西周被犬戎掏空家底、周平王带着九鼎和臣民搬到四平八稳的洛邑平原之后，历史舞台上的主演一下子多了起来。

这是一个“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争之世，称霸、争雄，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且悬念丛生的历史大剧；国君、大夫和士们轮番出场和无数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的交相辉映，阴谋阳谋都被发挥到了极致；而思想界的井喷，则是“中国漫长文化史上唯一可以证明中国人拥有不逊于甚至超过其他民族的思维强度、力度、穿透力、创造力的时期。”

所有人都活的毫无顾忌，君王们视争霸为义务，纵然百死不悔；贵族或冲锋陷阵，视死如归，或尊重礼教，戡乱扶正；思想家们各自开宗立派，傲王侯而传大道；“士”和游侠游荡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随时做好“为知己者死”的准备，连“一鼓作气”故事中给鲁庄公当参谋的曹刿就是一位刚刚扔下锄头的老农。

“春秋战国是中国人最能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每个人都可能对中国历史的未来做出决定性贡献。”--《张弘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所以，这个伟大时代的精神不会因为大一统而戛然而止，其终结点上定有一块独特的石碑。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公元前134年的一次国家方针讨论会上，董仲舒正式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政治理念（《武帝纪赞》），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具体做法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举贤良对策》）。

按照官方说法，此举正式奠定了儒学作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的先河，但是，一代雄主真的认为儒家很美好吗？

客观的说，“独尊”和“儒术”其实都经不起推敲，董氏的初衷不过是与众多学派争夺禄利之路，其理论水平和可实践性离韩非子可谓天壤之别。

首先，“推明孔氏”不过是扯大旗罢了。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

孔子所言的“君臣父子”是一种“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孟子语）的双方义务和道德要求，而董氏捏造的“君臣之纲”则是道德绑架：无论君父行为品性如何，身为臣子都必须无条件地盲从。

同样，“子不语怪力乱神”源自西周敬天保民的思想，董氏则试图打造皇权天授的“天人感应”学说，六经除了《春秋》之外都是三代的作品，并非儒家专利，孔子的理论到最后只剩下了“克己”二字，规劝世人压制自己对皇权的觊觎而已。

第二，儒家从未担当过治国方略。

自孔子开始，儒家一直都贵为战国显学之首，但从来都只在被君王视为座上宾客，看似以礼相待，其实敬而远之，不是说孔子的“鲁司寇”当得不好，而是别人不允许他干下去而已。

孔子并不清楚时代的未来究竟在何方，他只是一个欲做裱糊匠而无门的学者罢了，他将三代的乌托邦作为后人看齐的标尺，同时又默认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实并赞扬齐桓管仲“尊王攘夷”的行为，而手段只是“克己复礼”的道德要求。

孟子则索性跳过政治体制方面的死胡同，一味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大义，这在后世完全是大逆不道，而在当时则可以用作打造君王“人设”的牌面。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

总之，汉朝皇帝从来都没有糊涂过，汉高祖将儒家定义为仪仗顾问，汉初黄老道学盛行下的休养生息政策也颇有成效，文景都是有为之君，精明的汉武帝更是比谁都明白将故纸堆里的传说当做治国圭臬的后果，直至汉昭帝之时依旧对太子刘奭耳提命面。

但是，皇帝们还有着不可对人言的考量。

或许我们能够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找到一些答案。

这部合传记载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皆因“知遇之恩”而血溅五步的故事，他们都曾是洒脱的游侠，也是“士”的代表。

他们在后人眼中他们并不“聪明”，但谁都不能否认们曾经独立而自由的人格，不管正确或成熟与否，在生与死、利和义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的思考，正如豫让临死前说的那番话：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豫让曾经效力过的范氏和中行氏并不感冒，那只是雇佣关系，反之智伯令他感觉到了灵魂上的尊重，故而誓死为其复仇。

严格来说，这还是一场不对等的交换，至少在今人看来任何人情都是还得还完的，根源其实在于智伯的贵族身份令他仰望。“士”不会为一介平民赴汤蹈火，上位者的平辈而交令其觉得自己也是个“精神上的贵族”，这是由他们的出生和经历所决定。

“士”其实很卑微，因为筹码只有生命，但底气和独立人格也来源于此，天大地下何其广阔，何必视自己为谁的附属品呢？

在汉武帝看来，问题也就出在这里，谁都可以招揽，自己却偏偏没这个时间和机会，韩非子说游侠“不为谋利，但求千古留名”，他们只想找个机会干一票大买卖，焉知皇帝不是受害者呢？

更严重的是，后来他还真的见识过这么一个人。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馀万。--《史记.游侠列传》

太史公笔下的郭解是一位“及时雨”式的江湖豪杰，交游广阔而朋友遍地，为了逃避被迁往茂陵地区的国策，郭解遂找到大将卫青为之说情。但精明的刘彻秀了一把反向思维：能够有如此能耐的人，怎么可能是寻常人家？一查发现郭解堪称民间版的孟尝君，“粉丝”和门客不计其数，连朝廷大员都要去拜码头。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瞬间脊背发凉：倘若国势衰微，这个人比陈胜吴广要可怕多了，于是要搬的不只是郭解，最后连脑袋都搬家了。

比“士”更早登上历史舞台的是贵族，他们没有前者那么单纯而冲动，却有着更加可贵的品质。

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在殽之战后，中军将先轸因为将孟明视等三将放虎归山的错误决定而朝着晋襄公的脸上狠狠吐了一口浓痰，这也是先秦贵族的一贯做派，简单执着，对错分明。他们拥有“士”阶层的所有优点，且更具经验和能力，以及荣誉感：数月之后又在讨伐戎狄之战中，先轸脱去甲胄而冲锋在前，用生命完成了向国君的赔礼。

贵族敢于挑战君上的底气在于他们也是国家的股东，数百年的实封贵族有足够的的物资和时间来丰富精神世界，进而产生了有着“统御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的责权对等意思。

五百年来，贵族的荣誉和“士”之独立人格一直坚持以自我价值作为判断标准的准绳，从不屈从于任何“权威”或势力，正应了孟子的名言：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然而，作为臣子无可厚非，世人眼中也是忠贞的典范，但站在皇帝的角度看问题那就大不一样了，你能想象汉武大帝被人吐口水将是什么样的后果吗？

▲先秦宗法制度，各阶层只需对上一级负责

实际上，在皇帝们看来，任何人的荣誉都没有自己的面子重要，而按照周礼，士、大夫、国君和天子都有各自的义务的“等级式架构”也是乾纲独断的阻碍，而诸侯国造反之时，国内的士大夫们按理有誓死跟随的义务而不用考虑皇帝的感受，所以先秦的精神和制度都与秦皇汉武的所求格格不入。

刘彻放眼望去，传统意义的贵族早已在秦始皇手下和秦末乱世中灰飞烟灭，满地奔走的都是袁盎和韩信这样的“士”，而先秦的精神和思想也还在延续，是该给臣民们立一个“心中的皇帝”了。

正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万年咸用始皇心”，二世而亡的大秦帝国成了万世笑柄，皇帝制度却得到了后世统治者的一致拥护。不为别的，实在是太过瘾了，偌大的国家成了私家庄园，个人想法代表帝国的意志，言出法随的皇帝垄断了所有权利，从而支配一切，统治一切。

爽是爽，但惦记的人也多，当人见人怕的秦始皇殒命沙丘之后关中之外的遗老遗少们集体参与了旧版的“反清复明”，这是人心和体制的双重反扑。

纵然如此，秦法远比纯任德教的“周政”要靠得住，秦失其鹿只是在于过于迷信武力，以为焚书坑儒就能解决问题，而忽略了如何安抚五百年大争之世中带来的激荡人心。而西汉的立国也非是帝制的胜利，而是六国余孽都残了，天下百姓暂时累了而已。

随着黄老之术令残破的天下逐渐恢复元气，立国七十余年的西汉除了有惊无险的七国之乱和匈奴屡屡南下劫掠之外大体上四平八稳，文景两朝更是富得流油，是时候解决“我们为什么要有皇帝？”这个根本问题了。

▲北击匈奴之前，汉武帝还有一件大事要完成

董仲舒说的“大一统”并非领土，而是思想，所谓“师异道，人异论”，百家各言其是，百官各学一门，难免会有冲突，老百姓也会感觉没个主心骨，不如“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氏又提炼出“天人感应”和“三纲五常”等重要理论，重新定义了君权和神权的关系，从此任何对皇帝不利的行为乃至想法都可以被定义为“谋反”，人人得而诛之，根除了一切谋反行为的合法性。

所谓“汉随秦制”，西汉从来没想过改弦易张，秦始皇搭起大厦的梁柱，奠定了专制制度的基础，汉代则是搞装修的阶段，用意识形态领域的装潢掩盖先天缺陷，这才是“独尊儒术”的本质。

只是这样一来，先秦的精神就无可避免地走向终结了。

因此战国新兴的一派平民学，并不是由他们起来而推翻了古代的贵族学，他们其实只是古代贵族学之异样翻新与迁地为良。--钱穆

先秦最宝贵的财富当属百家争鸣的思想界，由于阶层的流动，原本专属于贵族阶层的学术逐渐扩散，贵族精神也随之飘散开来。思想家们多来自社会中下层，他们结合了社会底层的活力和创造力，突破了三代以来《周礼》和鬼神的双重枷锁，将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发扬光大，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复制的黄金年代。

更可贵的是，真正的思想家们几乎没有投靠任何诸侯国的记录，他们秉承“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的信念，将精神的绝对自由视同生命，

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行。--《韩非子·说疑》

可惜，大一统王朝的意识形态领域并不需要百家争鸣，留着纵横家无事生非挑起内讧吗？墨家好像很多年都没见过，而道家很快就只会搞搞养生和炼丹了... ...这是超越“焚书坑儒”的绝户之计，百家的边缘化成为必然，思想界也止步于《淮南子》，直至晚清都没再出过一个能与先秦诸子比肩的思想家。

在解决“怎样独尊儒术”问题上，汉武帝动用国家资源开设太学和培养“五经博士”，培养了无数的儒家接班人，并将仕途和儒家捆绑到一起，并告诉大家只要尊孔读经，就能封侯拜相，从而鼓励读书人放弃“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

至此，帝国与儒家的协议正式达成，大量的儒生在国家资源的倾力培养下鱼贯而出并走上工作岗位，他们感恩于“独尊”而奉献着忠诚和知识，帝国也不吝让他们顶替高祖时代功勋后裔。

然而，协议暗含着诅咒，读书人集体出卖灵魂签下的魔鬼契约令他们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只会将孔孟视作可望而不可及的巅峰并毫无创意地重复着先贤的教诲，最终则进化成犬儒并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却依然避免不了引颈待戮的命运。

另一方面，协议只是保障了皇权的永存，却避免不了改朝换代的宿命，毕竟不可能每一代皇帝都叫刘彻。

而协议之外，汉朝的皇帝们从来没有相信过儒家，他们另有所好。

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话说平定吕氏叛乱的首功之臣周勃也曾因为“被谋反”而蹲过几天大狱，出来之后说了一句肺腑之言：我带兵百万，竟不知狱卒如此“尊贵”，这是对死里逃生的庆幸和欢呼，而汉帝国监狱和刑罚之恐怖也可见一斑。

但当时在位的温和著称的汉文帝，随后的景帝也只用了一个郅都的酷吏，而武帝一朝则有一长串能止小儿夜啼的名字：宁成、周阳由、赵禹、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和小时候就审问老鼠的张汤。

现在该知道，为什么腹诽的罪名会在这个看似伟大的时代流行？宿将李广兵败之后宁可自杀也不愿蹲在监狱了吧？

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汉书·传·杜周传》

汉朝法律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故曰“三尺之法”，当门客问及为何你不以法律为准绳却专门取悦皇帝时，杜周很轻蔑地说：什么法不法的，先帝说的叫律，今上说的叫令，你现在跟我说什么是法？我又要依什么法？

所有将秦汉之法视作依法治国的人都该醒醒了，被“独尊”的儒家只是表面文章，皇帝说的才是法，法家和酷吏只是操盘手而已。

汉武帝的治国圭臬早已不言而喻，在酷吏们的主持下，触犯皇权人都挨个走上了祭坛，一如殷商末年的比干和梅伯。

第一个重量级祭品的是周亚夫，仅仅因为没有通过汉景帝“抗逆境测试”，后者就认为这不是少主能够驾驭得了的臣子（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闻风而动的酷吏绞尽脑汁给他定了一个“欲反地下耳”的罪名--曾购买过五百套武器作为陪葬品。

▲细柳营的周将军是古代为将的典范

汉景帝开始并不想杀人，只是想看到一个温驯的周将军，最好是卫青那种，周亚夫则偏偏很反感，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格独立的存在，而非唯唯是诺的忠犬，故而选择了最决然的反抗方式--一言不发、绝食五日后吐血而亡，至少后人知道了他的“可杀不可辱”。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司马迁《报任安书》

第二个是司马迁，仅仅因为替降将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而被整得生不如死，整日精神恍惚，坐立不安，承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没有人能理解他的痛苦，但至少我们今天要庆幸能够看到一部伟大的《史记》。

▲油画：司马迁著《史记》

太史公的反击颇具读书人特色，笔者认为“赵氏孤儿”和“窃符救赵”事件以及《刺客列传》都是为了弘扬“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这是司马迁理解的“君臣之纲”，而非盲从董氏的杜撰。

同时，他还反手就阉掉了汉家皇帝的卓越功勋，史书上的汉景帝成了寡恩刻薄的小人，而《孝武本纪》则莫名其妙地记载了求仙问道和封禅泰山的往事。

祭坛上的红黑鲜血汩汩流淌而下，诡异地渗入了大汉王朝的每一寸土地，匍匐着的大臣和百姓战战兢兢地看着他们的主人，残阳之下一如天神。

但是，两代英主终究未能驯服这些桀骜不驯的灵魂，两汉的官员自杀率颇高，或许他们跟李广一样不愿受辱于刀笔吏，又或许是先秦时代的精神还在延续，他们想证明自己的无辜和刚烈，却正中了汉武帝的下怀：自杀多好，多省心啊。

将“外儒内法”演绎到极致之后，汉武帝并未满足过，诸侯、宰相、游侠、豪强甚至老百姓都在打击范围之内。

“推恩令”和“酎金夺爵”下，诸侯国一再式微，想必七国之乱的大动干戈，摆平淮南王刘安只需要几个酷吏，人在路上对方就自杀了；十三个宰相除了圆滑世故的公孙弘之外，其归宿大多是自杀、斩杀、罢免、辞官甚至精神失常，宰相形同虚设；游侠和豪强的代表则是前文提到的郭解。

于此同时，在桑弘羊的主持下，铸钱、炼铁和煮盐三个最赚钱的项目全部收归国有，后来又将酒类归于官方专卖。这并非为富不仁，与民争利，而是消灭一切可能造成威胁的人员聚集和财阀成型。朝廷又用“算缗”、“均输”、“平准”等套路将民间财富一网打尽，国库自然是盆满钵满，打匈奴的开支都出来了，盛世和千古一帝的名声也就是这么来的。

原来，千古一帝想要的是不是独尊儒术，而是绝对的中央集权和皇帝权威，他梦想着，要是哪天两个老农在地里干活时会兴高采烈的讨论皇帝干农活是否用金锄头，而不会关心地主东家今天的晚餐是什么，那就差不多了。

刘彻确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其攻击远不止于开疆拓土，北击匈奴，更在于为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确立了基本的方向和套路。

后世不断地加强着思想和言论的管控，中央集权也终于在明清两代登峰造极，所有人都将对皇权保持敬畏，哪怕是曾经最桀骜不驯的“侠”。

▲“官侠”展昭

天子看至此，不由失声道：“奇哉！奇哉！这哪里是个人，分明是朕的御猫一般。”谁知展爷在高处业已听见，便在房上与圣上叩头。--《三侠五义》

潇洒的南侠展昭却如同街头艺人一般使尽浑身解数，天子随口一句“御猫”被当成了讨封的良机，或许他很享受成为皇家宠物的感觉吧。

很多美好的事物，往往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一如后人回望先秦时，如同在历经世事沧桑和人间百味之后，蓦然发现只有过去的年少时光才活得没这么累。

“周既不纲，权利四散，游士学者，各称道其所自得以横行于天下，不容于一国，则去而之他而已。--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

我想，评价一个时代是否伟大的标准应当不囿于明君或者盛世，更在于他是否有有利于民族未来的发展。在王室衰微之后的古中国进入了一个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不管是称霸还是争雄，国家之间激烈的竞争使得人才的重要性大为提升。不光士人和平民，贵族也有逃亡或者另择门廷的自由，精神也将随之获得解脱。贵族、士子和思想家们用而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自由构建了古典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里程碑，只可惜等不来超越者了。

诚然，从称霸到争雄，从赋诗饮宴到外交欺诈，从“不鼓不成列”的竞技式战争到杀人盈野，从从以德服人到比拳头大，春秋战国五百年的确有一条明确的普世价值观下行线，却还不是人心不古的终点。

在未来的两千年里，中华民族从全民尚武到以手无缚鸡之力为荣，从不畏强权到欺软怕硬，从充满活力到死水一潭，从乐观自信开放包容到自私、敏感而排外，最终在晚清以人人顶着一个金钱鼠尾而沾沾自喜。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从来没有出现过反弹，先秦的慷慨悲歌、独立人格和贵族荣誉都将变成现实中的苟且和卑躬屈膝，而这个不可逆的过程，在知识分子向皇权第一次低下高贵的头颅之时就已经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