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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眼中至宝,清政府外交利器,“大黄”如何变为政治性商品?

引言

“大黄”,茎红色,气清香,微苦,嚼之有砂砾感,是我国中医长期使用的一种中药材。因其具有祛湿热、泻火、凉血、解毒等药用价值,人们将其与附子、人参、熟地并称为“药中四维”。

我国古代多部医药巨著中对“大黄”皆有记载,如近代中医泰斗张锡纯先生曾说:“《神农本草经》中谓其能推陈致新,应有黄良之名”,所以大黄又有了“黄良”的别名。

传教士眼中至宝,清政府外交利器,“大黄”如何变为政治性商品?

《神农百草经》

一直作为药材的大黄,到了明清时期竟然变成了国家政府抑制外夷的秘密武器,这背后到底蕴藏着什么秘密?

关于“大黄”的传说

作为传统中药材的一种,“大黄”长期以来被中医们用于治病救人。因其药性良好,能够救民于水火,故又有“将军”“黄良”的别名。根据民间传说,大黄名字的由来和一个黄姓郎中有关。

相传从前有个姓黄的郎中,他承袭祖业,擅长采挖黄连、黄耆、黄精、黄芩、黄根这五种药材为人治病,被誉为“五黄先生”。每年三月,他都要进山采药,因此经常借宿在山上农户马峻家,天长日久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马峻家中遭遇大火,只有父子俩活着,郎中可怜他们,便让他们随同采药。由于长期跟随郎中,马峻逐渐也懂得了一些药理。

某年夏天,一位孕妇因腹泻前来寻医问药,马峻错把止泻的黄连写成了泻火的黄根,导致了孕妇服用后大泻不止,腹中的孩子也因此丢掉了性命。后来此事闹到了县衙,郎中向县太爷求情,说是自己教导无方,甘愿受罚。县太爷敬佩二人的友谊,便让两人赔钱了事。五黄郎中临走前,县太爷对他说,你那黄根药性猛烈,为什么不改个名字,省得日后出错。从此“大黄”的名字便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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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

当然,这个故事是民间耳口相传得来,不具备真实性,但是从此以后,大黄的独特药性却被历代中医牢记于心。古代文献曾记载,大黄对于疫病、急性感染病、止血都有一定效果但考虑到古代医疗条件的不成熟,这些药效是否准确还需要现代医学进一步的查验。

大黄一直都被作为中药材使用,为何会外流欧洲?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至欧洲呢?

普通的中药材让来华的欧洲传教士看到了商机

15世纪——17世纪,随着新航路开辟,欧洲人发现了许多新的地区和国家,中国正是其中之一。面对地大物博的中国,欧洲人意识到了商机的到来,他们对于中国的茶叶、丝绸都有着极大的需求,因此众多欧洲人踏上了中华寻宝的征程。

耶稣会是天主教会的重要分支,诞生于欧洲的宗教改革。信徒们在欧洲大地上到处传播信仰,有的教士甚至随着航队前往海外进行传教。在此背景下,耶稣会教士跟随贸易船队来到了中国。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明清时期,资本经济下的商业贸易蓬勃发展,虽然政府对于沿海地区有海禁政策,但对于海外贸易还是很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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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利玛窦

明清时期的泉州府、广州港等都是对外贸易的大港,随船而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发现了产量丰富的大黄,并且在中国价格极低。而大黄在当时的欧洲却价比黄金,十分昂贵。

来华的传教士中比较著名的有利玛窦卜弥格利国安巴多明等,这些来自欧洲各国的传教士将中国大黄遍地的消息传回欧洲,让更多的欧洲商人前来交易。就这样,在新航路开辟的时代大背景下,大黄从原本的中医药材变成了可以大批量贸易的商品,通过海上贸易路线流入欧洲。大黄作为药材属性的变化,背后隐含着三大原因:欧洲宗教背景、中国的医学背景和传教士个人原因。

欧洲宗教背景

在欧洲宗教改革大背景下,人们对于理性、科学的认识更加丰富,耶稣会本来是西欧国家反对宗教改革的产物,但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都是秉承着公正、客观、理性的眼光看待中国。耶稣会创始人曾经在《宗教法》中规定,教士在传教过程中要记录各地的风土人情、地理物产等,所以来华传教士几乎无一例外,全部和欧洲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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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教堂

其中关于大黄的记录让众多欧洲国家眼前一亮,此时的欧洲人对于这种来自中国的神奇植物十分感兴趣,而传教士们则通过第一手的见闻资料传播了更多关于大黄的知识

中国医学背景

其次,大黄自古以来便是中医学上的常用药材,《神农本草经》、《千金方》、《本草纲目》等医学巨著都对大黄的药用价值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明朝正是我国中医“温病学说”的兴盛时期,抗瘟疫药性的“大黄”自然备受重视。

另一方面,各国传教士对于大黄的研究也各不相同,这客观上促进了西方社会对于大黄药材的认识

明清时期,大黄不仅是中医药材,也是西医研究的重点。随着西医对于大黄研究的逐渐深入,它越来越受到欧洲科学家和医学家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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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

传教士个人原因

最后,来华传教士本身对于大黄就十分感兴趣,像是卜弥格巴多明等人,他们不仅记录了当时的大黄贸易数目,更是将中国大黄的产地摸了个一清二楚,并通过书面记载保留了下来。

就这样,大黄从药材的单一属性,逐渐演变为具有商品属性的贸易对象,这一演变过程生动地反映了中外贸易的变化。

“大黄”演变成清政府制约海外诸国的利器

明清时期,伴随着大黄贸易的兴起,“大黄制夷”的政治观念越来越强烈。明朝中期,时任首辅的桂萼便提出了外夷诸国需求量最大的三种商品:“茶、大黄、麝香”,说此三物是西番诸国急需之物,对于其出口贸易一定要谨慎行事。

清朝前期,大黄更是对外出口的重要商品之一,一直被清朝统治者控制,成为用以制约海外各国的战略性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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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萼

从乾隆五十年到五十七年,这一时期“大黄制夷”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清政府曾试图关闭恰克图贸易,用以制裁俄罗斯。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军机大臣和珅、阿桂奉命寄出谕旨,下令各内陆关卡及沿海港口严禁出口大黄。考虑到陆上走私大黄的猖獗,海运定然成为走私的首选,所以才有陆海皆禁的政策

尽管当时恰克图互市的关闭让俄罗斯短期内大黄流入量下降,但大黄带来的巨额利益,仍然让人为之疯狂,众多商贩不惜触犯法律,也要通过各种方式走私大黄。

俄罗斯方面好像也并没有那么着急,始终没有向清政府低头,这让乾隆很是不解。

后来,乾隆在大臣福康安的奏折中找到了原因。福康安认为两广地区的海关税收增加,是由于俄罗斯借着皮毛生意为幌子,私底下走私大黄,谋取暴利。于是两广地区开始禁止皮毛进口,断绝大黄流入俄罗斯,这一举措立刻让俄罗斯乖乖就范。

不到一年时间,俄罗斯便主动请求重开互市,进行大黄、茶叶、皮毛贸易,以缓解俄罗斯国内对于大黄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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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年时间的禁“黄”行动,让清政府认识到大黄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乾隆更是坚定了大黄制夷的观念,嘉庆、道光也延续了乾隆“大黄制俄”的做法。

后来,英美商人呼吁清政府放宽大黄交易,但清政府深受“大黄制夷”观念的影响,对于欧洲各国呼吁拓宽大黄交易置之不理。清朝的赵翼更是将“大黄制夷”发展称成为“茶黄制夷论”,成为了后来制衡列强的重要战略。

结语

大黄从最初的中医药材,历经演变发展,成为了清政府抑制西方列强的一种战略物资。它不仅仅是一种药材,更是对抗西方列强的一种载体,“大黄制夷”的观念更是深深扎根在清政府的脑中,成为清政府对抗西方列强的有效手段。

从单一的药材属性,演变成具有政治属性的出口商品,大黄的演变过程是值得仔细研究的。从“大黄制夷”观念背后所蕴含的中外贸易变化,以及文化内涵,也可以看出清朝走向衰亡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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