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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的尴尬:哥哥都成“完人”了,为啥我连“名臣”都不算?

曾国荃的尴尬:哥哥都成“完人”了,为啥我连“名臣”都不算?

太平天国(剧照)

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一度让清王朝摇摇欲坠。而这场运动能被平定,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居功至伟。曾国藩作为湘军统帅,自然是头号功臣,而弟弟曾国荃的军功也十分显赫,太平天国最重要的两座城池——安庆和天京都是他带兵打下来的。

然而,太平天国的覆灭,对曾国藩来说只是功业的一部分。此后八年,他领导洋务运动,开辟中国近代化之路,在武功之外又留下巨大政绩;而他的道德文章、为人处世,更是被无数后人倾心效法,甚至被奉为“一代完人”。

曾国荃的尴尬:哥哥都成“完人”了,为啥我连“名臣”都不算?

曾国藩

相比之下,曾国荃就逊色多了。太平天国使他从一个乡间秀才成为湘军名将,和兄长一样封爵开府,然而这既是他一生功业的起点,也是顶点。自那以后,他虽然也历任巡抚、总督,但拿得出手的政绩却寥寥无几,在官场上还屡受挫折,几起几落。终其一生,他都没能完成从“名将”到“名臣”的转变,他的历史形象和地位非但无法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比肩,即便和同期的彭玉麟、骆秉章、沈葆桢等人相比也似乎差了一截。以至今天的多数人对曾国荃的印象要么模糊,要么脸谱化,似乎他只是一个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一个“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的“武夫”。

作为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立有大功,又有强大的靠山和丰富的资源,还是一个“优贡”(秀才中的优等生),却以这样一种赳赳武夫的面目被历史定格,无疑令人困惑。而这种尴尬结局,除去时代、环境的因素,更多的是源自他的性格、情商、格局的种种缺陷。

曾国荃的尴尬:哥哥都成“完人”了,为啥我连“名臣”都不算?

曾国荃(1824—1890)

翻开《曾国藩家书》,我们会发现,在四个弟弟当中,曾国藩对曾国荃的提携和栽培最多,从用兵布阵到做人做官,无不悉心指点;从军需粮饷到任务分配,也往往偏袒倾斜。然而,曾国荃却是弟弟中最爱和曾国藩顶嘴的。尽管兄长百般关照,他还总是不满足,对于兄长的建议和批评,他虚心接受的不多,极力反驳的不少,每每让曾国藩头疼不已。

这首先要归因于曾国荃的性格。应该说,曾国荃是有过人之处的,那就是“霸得蛮,耐得烦,吃得苦”。他意志坚强,做事认真,不畏艰险,肯用蛮力,不愿取巧。但他的性格缺陷也同样突出:争强好胜,脾气火爆,心胸狭隘,听不得别人批评,又贪财好杀。

另一方面,曾国荃和哥哥的阅历也大不相同。曾国藩科名早著,在官场摸爬滚打十多年,对天下大势、朝廷、军队都非常了解;曾国荃则不过是一个湖南乡下土秀才,除了早年跟哥哥去过北京之外,直到太平天国爆发前,没出过远门,没办过大事。这导致他目光短浅,视野不开阔,思维长度不够,遇事考虑不周,只会使笨劲,用蛮力,图一时之利。

这样的性格与见识,如果再不听曾国藩的指教,不知反省,可想而知会有什么后果。

曾国荃的尴尬:哥哥都成“完人”了,为啥我连“名臣”都不算?

湘军(剧照)

在湘军中,曾国荃和许多将领的关系都很紧张,因为他仗着大帅胞弟的身份气焰嚣张,处处争功夺利。面对曾国藩的批评,他的说法是,当今之天下,乃“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又说“在军办事日久,过于纯良,每为人所欺压,又行不动”,因此不肯收敛。

不光霸道,曾国荃带兵还有两大特点,一是能杀,二是能抢。

从安庆到天京,每攻下一城,曾国荃的湘军都要大开杀戒,同时还要把城中财物洗劫一空。史料记载,曾国荃每打一次大仗,都要请假回一次老家,干什么?买地,盖房子。他在湖南老家的豪宅“大夫第”经过连番扩建,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有如王宫帝府。

正因如此,湘军的另一名将彭玉麟对曾国荃深恶痛绝,再三要求曾国藩把这个弟弟杀掉,弄得曾国藩十分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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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曾国荃一出场,就没有表现出一个“名臣”应有的格局,而更像一个暴发户。

但真正让曾国荃的名臣之路蒙上阴影的,并非这些劣迹,而是战争后期的一次错误抉择。

1861年,在攻下安庆之后,湘军准备进攻天京。但就在这年十一月,太平军突然进攻上海,驻扎上海的绿营军无法抵御,当地士绅奔赴安庆向曾国藩求援。当时上海已开埠通商,繁华富庶,士绅们还承诺每月供给湘军十万两银子,这对经常为军饷发愁的曾国藩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因此,虽然此事打乱了曾国藩的战略计划,但他还是答应派兵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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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他想把这个任务交给曾国荃。在他看来,曾国荃去上海可得三大好处。一是上海钱粮充足;二是长江下游当时已大半沦陷,打下上海后,可以顺势拿下苏杭等江南名城,立功机会更多;三是曾国荃当时已拥有布政使的实职,如能拿下上海,可望升为江苏巡抚,正式位列封疆大吏。

然而,当曾国藩把这个计划告诉曾国荃时,却被他一口回绝了。

当时曾国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天京所吸引。在他看来,天京是太平天国都城,拿下天京就立了“头功”,何况咸丰有言在先,谁拿下天京就封谁为王。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他说什么也不舍得让给别人。于是给曾国藩回信:

“淞沪财赋甲天下,筹饷易。然贼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后苏杭可图。愿任其难者。”

曾国荃的这封回信,成就了中国近代史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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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李鸿章此时已在曾国藩身边做幕僚多年,正愁没机会独立发展。在曾国荃拒绝去上海之后,李鸿章主动请缨,表示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务。其实从资历上看,李鸿章担任主帅有点勉强,但既然曾国荃不积极,李鸿章又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进取心,曾国藩于是派李鸿章创立淮军,开赴上海。

事实证明,进军上海是一个难得的建立功名的好机会。李鸿章到上海之后,在经济上获得巨量财源,军事上通过口岸获得大量西方先进武器,政治上则经曾国藩保奏为江苏巡抚,地位一举超过了曾国荃。更重要的是,从此他与西方密切接触,迅速了解世界局势,眼界大开,为以后的洋务之路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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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李鸿章

反观曾国荃,一句“愿任其难者”,真的差点把自己难死。他孤军深入,直抵南京雨花台下,和多于自己几倍的太平军连番血战,死伤惨重;军中又流行霍乱,严重减员,而哥哥负责的粮饷又无法及时供应,士兵整天喝粥;南京城太大,城墙又极其坚固,而曾国荃采取的还是老办法:绕城挖沟,先把城围起来,再挖地道攻城,还要应付太平军的不断反击…….就这样折腾了足足三年,才终于侥幸挖通地道,炸开城墙,把天京拿下。

而在此期间,长江两岸的城池陆续收复,只剩天京一座孤城。李鸿章在攻克上海后,又依靠西式武器,很快拿下苏州、常州等名城,战功同样赫赫。以至于朝廷等得不耐烦,一度想让李鸿章前往天京助攻。如果不是李鸿章为照顾曾氏兄弟的脸面故意拖延,曾国荃的“头功”可能就要拱手让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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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朝廷并没有兑现“封王”的许诺。曾国荃历尽艰辛,得到的封赏不过与李鸿章相等,而一生的事业基础,却已不可与后者相提并论了。

剿灭了太平天国,曾氏兄弟同日封爵,一时风光无两。然而曾国荃还没高兴几天,他在天京城中烧杀抢掠、误放幼天王的消息就传播开来,引得朝廷大怒。此时的曾国藩早就担心功高震主,赶紧一面裁撤湘军,一面让曾国荃开缺回籍(暂时离职),这才平息了朝廷的怒火。

时隔一年,曾国荃复出,被朝廷委任为湖北巡抚,首要任务是剿除捻军。湖北巡抚一职十分重要,当年曾国藩苦苦渴求,咸丰就是不给,后来胡林翼正是在这个职位上做出了一番事业。因此,曾国荃踌躇满志,一到湖北就抓紧时间整顿军队,准备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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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没多久,曾国荃又干了一件蠢事,差点断送了自己的仕途,还连累了曾国藩和整个湘军集团。

清代政治有一大弊病,叫“督抚同城”,即总督和巡抚驻扎在同一个城市,且职责分割不清,很容易出现争权夺利现象。

湖北武昌就是典型的督抚同城,而与曾国荃同城的湖广总督官文,偏偏又是个惹不起的角色。

官文何许人也?满洲正白旗出身,早年在内务府当差,为人不学无术,又庸又贪。只是当时的满洲亲贵已无人可用,所以被朝廷引为心腹。湖北战略位置重要,把官文放在这里,就是为了牵制湘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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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文

当初,胡林翼出任湖北巡抚,因受不了官文的庸劣作风,准备上折子弹劾。后来他意识到,即使赶走了官文,朝廷还可能派一个更坏的旗人当总督,总不能再弹劾吧?这样一想,他决定对官文改弦易辙:曲意逢迎,大笔送钱,办成什么大事都让他跟着沾光,把官文感动得一塌糊涂,对胡林翼言听计从,“敬服之终身”,胡林翼从而在事实上独揽了湖北大权,得以大展身手。

曾国藩在处理与官文关系时也是小心翼翼。湘军凡有战功,曾国藩总要与官文分享,写给朝廷的捷报也要和官文联署。因此在太平天国平定后,官文虽没出什么力,也借曾国藩的光捞到了一个伯爵,可谓“躺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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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林翼

然而,曾国荃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头脑与手腕?

除了胡林翼,官文对湘军集团的人并无好感。何况曾国荃又是个炮筒子脾气,这就注定他要与官文展开争斗。其实早在曾国荃上任前,官文就派亲信给他传话,希望他不要到武昌来,而直接上前线带兵,也就是专管军事,不插手民政。于是曾国荃大怒,到武昌后十多天不接印,故意给官文难堪,后来官文怕事情闹大,主动服软,曾国荃这才接印视事。但梁子从此就结下了。

不久,官文建议朝廷给曾国荃一个“帮办军务”的虚衔,让他离开武昌,驻兵襄阳。其后,曾国荃率军转战鄂北,急需军饷,而官文时常借故拖延。两人的矛盾很快白热化。曾国荃决定:

弹劾官文,搬掉头上这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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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此消息,曾国藩大吃一惊,赶紧写信劝阻:

第一,朝廷并非不知道官文庸劣,却一直让他身居高位,可见旗人中确实无才可用。搬倒官文,就得罪了朝中的旗人亲贵,伤了朝廷的面子。

第二,官文劣迹确实不少,上折弹劾可能成功,但此人在官场根基深厚,党羽众多,日后一定会遭他们报复。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便弹劾官文是曾国荃自作主张,外界也一定会以为是他们兄弟共谋。这样不仅曾国荃和官文成了死敌,还会把曾国藩牵连进去。

最后他给曾国荃三条建议:

一是忍,“苟公事不十分掣肘,何必下此辣手?”只要不至太影响公事,就应暂且忍耐。

二是等,再过几年,哥哥告老还乡,你剿捻大功告成,那时“再行轰轰烈烈做去”,效果更好。

三是遵祖父的遗训,“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常怀谦退之心,凡事不可做绝,要为自己留后路,方能善始善终。

曾国荃的尴尬:哥哥都成“完人”了,为啥我连“名臣”都不算?

曾国藩家书

可是,曾国荃的倔脾气又上来了,他忍不得,更等不得,终于写了一道三千多字的奏折,弹劾官文“滥支军饷”、“冒保私人”、“公行贿赂”等七款大罪。

莫名其妙的是,这封奏折不光弹劾官文,还顺带着把一个军机大臣也弹劾了,说他路过湖北时收了官文四千两银子。这样就把军机处也得罪了。

由于要借助曾国荃剿捻,而他的奏折又有理有据,朝廷果然迅速把官文革职。曾国荃出了恶气,非常得意,认为兄长实在是过虑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朝廷虽将官文革职,但是仍“留大学士衔回京”,不久竟转任更为显赫的直隶总督。这显然是一个不好的信号。而自从上了折子,朝中舆论也都是责备曾国荃、偏袒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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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倒霉的是,赶走官文并没有给曾国荃的剿捻带来转机,相反,他屡吃败仗,捻军竟从湖北一路窜进了河南。随着战事失利,朝廷接二连三地对他“严加申饬”,言语之间透着满满的厌恶,而官文那些旧部更是处处和他作对。曾国荃苦撑了近一年, 感到在湖北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主动申请离职。同治六年十月,朝廷批准他开缺回籍,实际是罢了他的官。此时离他弹劾官文还不到一年。

曾国荃被罢官还是小事,关键是曾国藩和其他湘系人物都受到了牵连。朝中将曾国荃弹劾官文认定为兄弟二人乃至整个湘系的共谋,不仅开始冷落曾国藩,还把大批湘系高官以各种理由“开缺回籍”。湘系势力由此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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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这才发现自己闯了大祸。多少年来,他并不觉得兄长比自己高明;直到这次蹉跌,曾国荃才似乎头一次明白了兄长的苦心和远见。

他被赶回湘乡老家,一待就是八年。在这八年里,和他一起镇压太平军时发迹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有的在新战场上再立新功,更多的则通过洋务运动、治理地方而取得非凡政绩,跻身“中兴名臣”之列。曾国荃呢,却只能在乡间游山玩水,买田置地……

“名臣”的光环,正与他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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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曾国荃也并非毫无收获。落寞居乡之时,他开始反复思考自己一生的得失,越想越发现,在所有大事上,兄长的判断几乎都是对的,自己的判断几乎都是错的。兄长所说的话,听起来都是老生常谈,但几乎每次都能应验;而自己自作聪明,不听兄长之言,结果却是一再被打脸。闲来无事,他就把曾国藩寄回家的文稿翻出来读,越读就越佩服。他终于明白,自己和兄长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自己一生的功名,与其说是奋斗得来,不如说是拜兄长所赐。

于是曾国荃决定洗心革面,向兄长学习,就像兄长当年一样,也来一次“中年变法”。

这一时期,他和远在南京的曾国藩通信频繁,不断向兄长汇报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并诚恳地请求兄长指教。兄弟感情前所未有的融洽,曾国荃也受益匪浅。

然而好景不长。1872年,曾国藩在南京突然发病去世。曾国荃十分悲痛,他在祭文中写道:

“何兄友于,而弟不悌?......辜负教训,四十九年。”

这显然是对自己当年不断顶撞兄长的深深忏悔。

同治十三年(1874年),闲居了八年的曾国荃终于被朝廷重新起用,先任河道总督,不久改任山西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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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曾国荃

人们发现,曾国荃真的变了。他不再是那个蛮横霸道、争强好胜、锋芒毕露的曾老九,而是变得成熟老到,注意圆融谦退,待人接物一团和气,举手投足间都颇有乃兄的风范。甚至他给晚辈写信,口气也越来越像曾国藩。

然而,曾国荃与兄长的修养功夫毕竟相差太远。所以他学曾国藩,只能说学到了皮毛,却学不到精髓;得其形,却不得其神。曾国藩当年的变化,是从至刚至强变为刚柔相济、外圆内方,表面灵活圆融,而内心的信念却更加坚韧,如同钢刀经过打磨,不是变钝,而是更加锋利。而曾国荃却是从鲁莽操切变得棱角尽失、圆滑世故,从一个“吃得苦、霸得蛮”的热血战将,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没有原则的老官僚。

正因为这种变化,曾国荃复出后的政绩乏善可陈,最大的亮点还是在山西赈灾。晚年总督两江,内忧外患之际,他竟奉行“黄老之术”,公然标榜“无为而治”,以致坊间批评他“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他放弃了成为“名臣”的最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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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这种作风显然与晚清那种混沌的官场风气相当合拍,因此竟赢得了朝廷上下一致赞誉。他和那些碌碌无为的官僚打成一片,似乎已忘了自己是曾文正的弟弟。

1890年,曾国荃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朝廷专门下旨,给予他很高评价,说他“莅事公忠,韬略闳深”,赠太傅,谥“忠襄”,入祀北京昭忠祠、聚良祠,并在湖南、江苏建专祠纪念,让他享受和兄长曾国藩一样的哀荣。

只是,他得到了“名臣”的哀荣,却终究没能以一个“名臣”的形象走进历史。当曾国藩被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之时,他却在兄长的巨大阴影下,被人冷落,乃至遗忘。

若曾国荃地下有知,又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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